▋马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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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入职三天就宣布怀孕，孕期几乎没正常工作，产假结束后就递了辞职信。”9月6日，浙江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张先生吐槽起一件令人郁闷的事。记者在和宁波众多人事经理聊天中，发现他们对“隐孕”入职的女员工也相当头疼。（9月10日《新闻晨报》）

女工孕期应聘，成功率很低，因而出现了“隐孕”求职的现象，而用人单位若要求应聘者做入职前孕检，则违反《就业促进法》；而对“隐孕”者解除劳动合同，则违反《劳动合同法》。宁波劳动仲裁机构就曾裁决过这样的案例：某女士入职后告知公司自己怀孕，公司认为其隐瞒已孕事实，劳动合同应认为无效，但仲裁机构裁决合同有效，辞退孕期职工违法。

应该说，劳动法律法规在利益保护问题上向职工特别是孕期女职工倾斜，是保护弱者，人性化的体现。在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利益相冲突的问题上，国家立法向劳动者一方倾斜，首先主张人的权益，也是社会文明、国家人文关怀的体现。“隐孕”现象未必说明立法有错，但倘若不以就业为目的的恶意应聘现象经常发生，应引起立法与管理层面的关注。有些“隐孕”应聘者利用法律法规中保护职工权益的规定，把企业当成孕期“享福地”，“蹭”完孕期待遇后马上走人，对企业显然是不公平的。

诚信的问题，应该用诚信方面的管理办法来解决。“隐孕”者恶意应聘、恶意辞职，显然有失诚信，对这种现象，劳动就业管理部门应有针对性地为应聘者建立一种应聘诚信档案，以及应聘入职人员诚信问题审核鉴定机制，由用人单位将某些应聘者涉嫌不诚信的事实提交管理部门鉴定；应聘者、入职人员的某些行为一旦被认定存在不诚信甚至欺诈，就在其诚信档案中记录一笔，甚至拉入“黑名单”，让恶意应聘者付出代价，也是对企业合法权益的一种保护。

制度要保护弱者，也要守护公平。某些制度条款一旦出现可以被恶意利用的软肋，“强弱”瞬间即发生颠倒，特别是当前不少企业成本压力大的背景下，也要注意到“企业弱势”的问题。

扶人被诬陷 不能止于洗脱清白

▋奚旭初

近日徐州一女子王芳骑行时发现一辆电动车急刹摔倒，骑车女满脸是血，见状她下车帮着扶车，对方却说王芳把她撞倒。警方最终调取监控，还了王芳清白。王芳称以后做好事也得量力而行了。（9月10日《现代快报》）

做好事扶人反遭诬陷很不幸，不幸之中万幸的是监控还原了真相，给了王芳清白。然而称幸之余仍有余悸，若不是监控有眼，扶人者岂不是要“吃不了兜着走”？出手助人，却遭诬陷，靠着监控才洗脱清白，这样的“死里逃生”确实很难让人释怀。

还原真相不应是最后的结局，事情到此为止恰恰是诬人者诬了也没事。徐州此事，再次反映出这么一种尴尬：扶人有无风险，取决于被扶者的良心有无。若被扶者以诬报扶，那么扶人者就只能做了好人再做被告，即使最终洗脱清白，也难免心力交瘁。而诬人者却游刃有余，得逞就拿赔偿金，输了也不过是“还原真相”，不伤毛发。要是“倒打一耙”总是只赚不赔，那么“倒打”将未有穷期，而我们的道德则会被“倒打”弄得战战兢兢。

欲让“倒打”绝迹，须让“倒打”付出代价，就是把诬陷者送上被告席。这样做不但有法可依，更是有法必依。被诬者起诉诬陷者——这不但是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也是维护道德良心，不但是为自己，也是为大家，遇危扶人是做好事，遭“倒打”后讨公道，也是做好事。诬陷者一直都是恶人先告状，现在确实也该是见义勇为者“后发制人”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