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一张“全国彩礼地图”在微博上走红，该图以地图形式标注了中国各地的结婚彩礼金额，引发网友热议。

记者近日调查“天价彩礼”后，更新了各地数据，最新“中国彩礼地图”出炉。其中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不仅彩礼翻了番，房子、汽车等也成了结婚标配。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祸起彩礼 为礼金起争执，小伙将新娘砸死

“整个家完了，彻底完了。”望着儿子房间门上那个残存的大红“囍”字，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付道镇67岁的陈老汉忍不住老泪纵横。

今年春节前，他和老伴以一套在县城里购置的婚房和11万元礼金，给27岁的小儿子娶了亲。为此，老两口不仅用尽了毕生积蓄，还欠下了20多万元的债。没想到，就在新婚之夜，小两口为了这11万元礼金发生激烈争执，小儿子盛怒之下将新娘砸死，给两个家庭及社会都留下了巨大伤痛。

惨剧让人唏嘘，沉重的彩礼是始作俑者。从20世纪50年代的几尺花布，到改革开放后的“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再到如今一些地方用百元钞票“称斤论两”，国内一些地方不断加码的“彩礼”正在将像陈老汉这样的普通父母压得喘不过气来。

彩礼地图 西部高东部低，山村高城郊低

根据2013年的“彩礼地图”，河北省的平均彩礼为1万元礼金加“三金（金镯子、钻戒、钻石项链）”，花费大约为3万元。也就是说，4年时间里，即便不加入买房买车的花费，河北省的平均彩礼也增长了2~5倍。

调查发现，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河南、山东、贵州、陕西、甘肃等地，而且表现出“越是贫困地区，越出现高价彩礼”的特点。4年来，贵州的彩礼由2万元礼金加电器上涨为8.8万元礼金加“三金”；陕西由3万元礼金加“三金”“三银”上涨为10万元礼金加“三金一动（‘动’指的是汽车）”；甘肃一些农村地区的礼金则疯涨为18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一线城市的彩礼涨幅存在差异。4年来，北京市的彩礼由1万元礼金加礼品上涨为20万元加一套房；上海市的彩礼保持不变，维持在10万元加一套房；广州市的彩礼由1万元礼金加“三金”上涨为总价值5万元的彩礼。

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彩礼情况差异也比较大。在新疆，维吾尔族姑娘对结婚首饰（耳环、项链、手链、戒指）更为看重，礼金可以商量，大体3万元到10万元不等；当地汉族男性结婚则需要20万元的礼金加一套房子（男女各付一半，或者男方买房、女方买车）。4年前，新疆的彩礼还是8888元礼金加双份礼品。在西藏生活的藏族男子无疑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娶新娘不需要送礼金，只需要送数量不等的牦牛（8000至1万元一头）、羊或者汽车就行。

经过调查，在彩礼上涨的区域里，西部地区彩礼高于东部和南部地区，贫困山区彩礼高于城郊村。

可喜变化 华南降幅大，长江流域“零礼金”

可喜的是，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南方一些经济逐步发展起来的农村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很多地方的彩礼不升反降。

罗观林是素称岭南古邑的广东省英德市的一个普通农民。老罗1982年结婚时，给女方的礼金是900元。2000年，他的儿子结婚，礼金是8000元。去年，当地的彩礼是1至2万元。

据了解，1982年，当时农村基层公务员每月收入在30元左右，老罗订婚的礼金900元相当于当时农村公务员30个月（即两年半）的收入。2016年，英德市乡镇干部的工资收入大概为每月6000元，1至2万元彩礼相当于农村公务员3个月的工资。可以发现，如果以农村公务员工资作为参照，当地农村的彩礼水平下降了90%。

“改革开放以来，华南农村的彩礼是大幅度下降的。”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率领的课题组经过调查后认为，一方面，华南农村多是宗族性村庄，受到宗族抵制，外来男性娶本地女孩的力量大为减弱。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华南农村女孩很多外出打工，自由恋爱的越来越多，家境逐渐殷实的父母对女儿的自由恋爱也乐观其成。

此外，长江流域如重庆市、武汉市等一些地区还存在结婚“零礼金”现象；一些女方家长即便索要彩礼，也不会自装腰包，而是返还给女孩，另外还会准备一份与男方彩礼不相上下的嫁妆。贺雪峰认为，这是由于这些地方属于分散性的原子化村庄，男孩生育偏好少，父母因此可能对儿子女儿同等看待，同时自由恋爱的基础也比较好。因此，彩礼和嫁妆相当于双方父母的财产完成了代际转移。

这种势头在深圳、北京等城市近年来也开始出现。一些在这些城市工作、结婚的受访者告诉记者，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男女平等、自由恋爱观念的普遍和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出于对女儿未来幸福的考虑，很多女方父母不再将男方的彩礼数额作为强制性要求，一些女方父母还会出钱和男方合力买房。

天价彩礼 男多女少、盲目攀比、恶性循环

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各地彩礼数额差异大，但大部分地区的彩礼价位在不断走高，“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的现象在不少地区的农村仍然普遍存在。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适婚人群‘男多女少’，导致女孩‘物以稀为贵’。”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超声波技术兴起并开始用于生男生女的检测，让长期存在的男孩偏好有了技术基础，导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持续走高。与此相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彩礼在农村兴起，并且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功利性、互相攀比的社会心态也是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认为，攀比之风既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产物，又和很多人现在功利性过强、讲面子、讲排场、希望一夜暴富等浮躁的社会心态有关，同时让一些职业媒婆有了“两头通吃”、漫天要价的市场。

“当彩礼逐渐成为一种敛财手段，实质上与买卖婚姻相差无几，由此导致有情人难成眷属、因婚致贫甚至家破人亡的悲剧不断发生。”崔树义表示，越来越多的穷人娶不起媳妇，或者为了娶媳妇弄得“全家返贫”，光棍村不断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价彩礼”已经成为一种应当及早加以消除的社会陋习。

吴国宝建议，可以引导农村社会组织、各种社区协会甚至传统组织，通过制定一些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等来遏制“天价彩礼”；同时引导广大农民改变观念，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自觉摒弃陋习，培育文明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