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被艾滋病犯喷了 满头满脸的血

“才来时，想得最多的是犯人起冲突时，怎么办？要是被艾滋病患者抓上一把或是咬上一口该怎么办？”谢伟表示：“后来才发现，这些都是多虑了。但有些情况却是你意料不到的，危险也会随时而至。”

“2013年1月份，有个从庐江转来的重症犯人蔡某。他患艾滋病，还有丙肝。一天晚上，我在值班，突然有人喊蔡某吐血了，我立即一边向上级汇报一边进行抢救。”谢伟告诉记者：“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已吐了2000毫升左右的血。抢救过程中，蔡某突然从床上坐起来，一口血喷了过来，我让了一下，感觉只有白大褂被吐上了，没有在意，旁边的人告诉我，说我头上和脸上都被喷到血了。我赶紧让他们用生理盐水帮我冲洗，但抢救却不能停下来。”

“后来，稳定病情后，蔡某被送到专业医院治疗，我连吃一个多月的药。检查了两次没有问题，悬着的心才放下来。”谢伟表示：“这种情况不仅是我一个人遇到过，大多数同事都有着同样的经历。”

E 医病医身之外 还要医心

“患病服刑人员除了医病医身之外，还要医心。因为这些重症病犯的心理往往都很敏感脆弱，一方面极度渴望痊愈，另一方面又会因情绪恶化拒绝治疗，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病犯的心理治疗比生理治疗更难。”

“不要管我，我的刑期比生命都长。”喷了谢伟一身血的艾滋病犯人蔡某刚到监狱时，就是典型。他因绑架、抢劫、敲诈勒索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入监服刑后被发现患有艾滋病。蔡某以为自己难以活着出狱，索性自暴自弃，同犯多看他一眼都能成为打架原因。

为了走进他的内心，教导员张军可花费了不少工夫，找到他家人了解情况，带其做心理测试，为他申请营养餐、调整床位，慢慢地，蔡某内心的坚冰被民警真诚的关爱融化了，他开始接受治疗，配合改造，并获得减刑，于2015年刑满释放。出狱那天，蔡某提出了一个要求，让民警们陪他一起回家。而且特别要求谢伟送他回家，否则他就坐在监狱门口不走。

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蔡某感慨万分，他流着眼泪向谢伟等人表示感谢：“我真没想到能活着回来，是你们给了我新生。”

F 救赎心灵 唤醒沉睡的尊严

“在这里，最不好搞的就是高学历的服刑人员。他们因为学历知识的原因，感觉对一切都看得非常透彻。往往很多时候油盐不进，根本无法说动。”负责服刑人员管教的李举告诉记者：“等下让你见一见这个高学历的艾滋病犯现在的情况。”

随后，记者见到了李举口中的这名高学历服刑人员刘航（化名）。白皙的脸庞、清瘦的身材，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若没有囚服在身，很难让人将他现在的身份与毒贩、艾滋病患者结合在一起。据刘航介绍，今年30岁的他是家中独子，父母长年在外做生意。2008年毕业于四川某985高校，之后自己在成都开了一家专门从事电讯业务的公司，自己当老板，一度生意非常红火，月收入2万左右。但由于生活太放纵，他开始染上毒品。不仅自己吸毒，还跨省贩毒，最终落网。

“他刚到我们这里时，因为被判死缓，加上知道自己成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所以情绪非常低落，几次都有自杀的念头，被我们制止了。” 李举告诉记者，为了帮助刘航重拾生活的信心，他们针对刘航制定出了一套科学的治疗方案。成立管教组，对刘航进行心理安慰，让他放弃自杀的念头；成立医疗组，针对刘航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直接对他介绍艾滋病形成原因、治疗方式，以及携带病毒到发病的过程中如果坚持规律生活和按时服药，可以延长寿命很多年。

“我在这里过得很好，对以前犯的错也有了深刻的认识。”刘航告诉记者，他非常感激监区的民警，平时他一有什么不舒服，监区的医生就会过来给他诊查，平时也会送来一些他喜欢的书籍，这让他非常感动，生活也开始丰富起来。刘航说他出狱后想自己承包农场，过清静的生活。

据李举介绍，刘航已获得了三个行政奖励。只要继续表现良好，很快有望获得减刑。

G 在我看来 他们都是普通服刑人员

“在这里的很多服刑人员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但往往家人拒绝接受他们。这里面有很多因素，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原因。” 据淝河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张晓力介绍：“艾滋病犯既担心不能活着出狱，又担心出狱后生活无着。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哪怕亲人放弃了他们，我们也有责任让他们有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让他们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能感受到尊严。”

“经常会有刑满释放的人员，写信或者打电话给我们，感谢我们让他们重新走上社会，给予他们第二次生命。虽然我们的工作辛苦并且危险，但每次想到这些来自他人的感激，我们就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第二监区教导员张军说。

毕业以后就在淝河监狱工作的张留平，至今也有8年多时间了。张留平是感染病监区副政治教导员，刚开始得知要长年累月面对艾滋病犯，张留平的心里感到不安。工作一段时间后，张留平慢慢释然了。张留平说，有的服刑人员从食堂打来饭菜，分一半给你，看你敢不敢吃。这既是试你的胆量，也是看你是不是歧视他。如果不吃，他就会心存戒备。

张留平等民警面对艾滋病犯时，并没有更多的防护措施，除了手上有伤口时要贴止血带以外，并不穿防护服、戴口罩和手套，这样就和他们拉近了距离。作为艾滋病监区的民警，为了避免家人的担心，直到两三年后张留平才告知家人他的工作。

提及家人，张留平觉得自己亏欠太多。由于工作繁忙，连自己的孩子出生也没能第一时间看到。和艾滋病犯朝夕相处，一般人可能觉得是一种煎熬，但1985年出生的民警张留平笑笑说：“习惯了也就不怕了，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普通的服刑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