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是当前的一个热词,在李克强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昨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举办记者招待会,主题就是“适应引领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供给侧改革到底要怎么改呢?又面临哪些问题呢?
两会十日谈第五日谈论话题:供给侧改革
谈论人物: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
厉以宁:与其养亏损企业不如养职工
中国经济正处在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换时期,因为我们的GDP一半以上是第三产业。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工业化走向后工业化的时候,产值增长不会很快。但这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中国现在要经过结构性调整,在结构性调整中,必然有一些过剩的产能需要重组。但2016年总的趋势稳中有进,稳中看好。特别讲两点,第一,宏观调控政策没有变,我们依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我们的重点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主要表现为定向调控,重在微调、重在预调。另外,投资与消费并没有大幅度减少,我们有很多项目,高速铁路、交通设施、港湾建设、水电站等等,所以中国的问题应该看得更清楚。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可以从需求方面发力,也可以从供给侧发力,当前中国为何强调从供给侧发力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呢?主要是形势摆在这里,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得更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困难主要有两个,要调整结构,就要关停一些企业,就会有职工下岗。对此,中央的政策就是“包下来”,与其养亏损的企业不如养职工。职工在生活有着落之后,可以经过培训重新投入工作。再一个困难在于补短板,必须创新,创新才能补短板,必须在结构上做一些调整。所以说困难是有的,但是我们有信心克服这些困难。
怎样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我们正在实行新型城镇化。现在中国正在进行户口改革,城市中开始使用居住证,更多的农民工和家属能够融入城市社会,要把农村人口吸引到城市中,并让他们有工作、有房子住。所有这些,都是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继续扩大内需的重要方法。
陈锡文:农业改革要更加注重创新
现在我国粮食,多了和少了两种现象同时存在。我们去年的大豆总产量只有230多亿斤,进口大豆超过1633亿斤,是国产大豆的7倍,所以大豆这个品种明显少了。去年玉米的产量有4400多亿斤,是最大的一个品种,比需求略多,但去年玉米及替代品种进口达到880亿斤。本来我们的玉米产量已经供过于求,又进口了这么多,显然玉米这个品种多了。
所以就揭示出两个基本矛盾,一个是品种结构在供给方和需求方还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比如大豆少了,玉米多了,最主要的不是总量的矛盾,总量只缺了400亿斤,光一个大豆就进口1600多亿斤,品种矛盾比总量矛盾突出。第二个,以玉米为例,产量完全可以满足需求,为什么还要进口那么多呢?暴露出我们粮食生产中的一个软肋,就是价格没有竞争力。粮食生产成本高,价格贵,和国际市场相比就没有竞争力,因此国际市场的粮食就进口到中国来了,这就出现多了还要进口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了农业也要推进供给侧改革。
我个人认为,从农业角度来讲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有三个重点。第一,努力追求粮食总供求的平衡。我们现在还有缺口,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农业,提高和稳定我们的粮食产量。第二,品种矛盾比较突出。所以我们要加强粮食品种结构的调整,让其更加适应市场的需求。第三,价格要有竞争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更加注重创新和改革,科技的创新能够推出更优良的品种,更先进的栽培技术,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要进行农业的组织创新,通过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耕地的流转、集中,去实现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效率。最后,当然也有体制方面的、机制方面的改革创新。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要适当的调减玉米的播种面积,同时要推进玉米价格竞争机制的改革,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由市场来形成价格,这个价格才有国际竞争力。这项政策正在研究之中,我个人估计,两会结束之后,对于玉米的改革很快就会出台。
常振明:国企改革重在转变商业模式
供给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国有企业中比较突出,比如在钢铁、建材、能源等行业,供需不对称,产能过剩。这些企业有一个特点,就是投资大、负债高。所以,国有企业面临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低生产成本的任务十分艰巨。
怎么降成本、怎么降产能?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我认为转变企业的商业模式非常重要。企业的商业模式是在企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过去都比较注重扩大规模、提高产能、提高产量,因为那样可以减少生产成本,增加竞争力。但是现在要去产能了,需要技术革新,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品种,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
现在互联网的技术和大数据的技术也为企业转变商业模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手段,但我认为转变商业模式直接涉及到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的转变,这个尤为重要,必须用改革的方法推进结构性调整。
一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从两方面积极推进,一个是顶层设计方面,一个是实践方面。顶层设计方面,去年8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之后又出台了11个配套文件,然后各级国资委又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文件,进行了一些国有企业改革试点。这些指导意见和文件,明确了国有改革的方向和原则。我作为一个执行者和实践者,有一个体会,国企的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从整体来看,每个企业情况千差万别,每个企业所处的历史不同,所处的行业不同,面对的外部竞争环境也不同,每个企业长期形成的商业模式也不同。国企的改革一定要一个公司一个策略,根据大的方向和原则,根据每个企业自身的情况,来制订改革方案和战略,并确定未来的商业模式。实际上,去年,国企改制的脚步也在加快,比如南车北车,国家核电和中电投,中远和中海运,包括最近公布的五矿和中冶等等,有十余家央企进行重组和合并,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按照日程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