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一派书香社会的景象），徽州人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徽商家庭更为突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而且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经商之余，徽商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具有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如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清朝文人陈去病说：“因此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因为扬州是徽商经济活动的殖民地吧。……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也因此得以兴盛。”这段文字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徽商在促进商业发达的同时，他们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从而取得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这里以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为例。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其家族深谙于经营之道，盐业、竹木、珠玑、犀象、玳瑁、果浆、棉布以至于挑担贩卖浆脂，总之根据市场需求无所不经营；天下都市繁华所在，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商场上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以程白庵为代表。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而他深通为儒之道。后来他随着乡族人来到苏州经商。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练，他日益成熟，言谈之处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当时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与程白庵的交情非同一般。在程白庵八十大寿之时，程白庵请归有光为之作寿序。归有光欣然为序，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身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着实不简单。由此可见，程白庵在商场成功的同时，他在文化艺术方面亦有不同凡响的建树。按明清文人士大夫交游的风习，他们聚会交游，一般有诗酒唱和、论书议画的时尚。若没有深厚的文化艺术功底，不要说赢得他们的青睐，就是立足他们之间，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

翻开徽州的方志及相关文献，类似程白庵这样“贾而好儒”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显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也正是徽商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推动了他们对文化艺术领域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活动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形式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