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皖南低山丘陵间走出的徽州商人群体引领中国商业发展潮流三百余年，谱写了中国商业的神话。随着徽商财力的如日中天，徽州人文郁起，文化空前辉煌，在这方水土上，孕育出了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州朴学、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派盆景、徽派建筑和徽剧、徽菜等诸多文化流派，在中华千姿百态的地域文化中独树一帜，徽州也因此被称为“东南邹鲁”、“文物之邦”。这缘于徽商富不忘本的奉献精神指引下的经济反哺，徽商的财力支持是徽州文化发展繁荣的物质基础。无论徽商在何地经营，取得多大的成功，他们都无一例外地与桑梓故里保持着紧密联系，把在商界所获利润源源不断地输送回故土，回报家乡，从而推动了徽州社会的发展。徽商对徽州社会的财力资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宗族制度建构的支持。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组织发达，所谓“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 徽州宗族的强盛有三大支柱：祠堂、族田、族谱，这都离不开徽商资本的捐输。据族谱资料记载，歙县郑村郑家宗祠、棠樾孝慈祠、唐模许氏宗祠等祠堂，都是在徽商的支持下修建起来的，如潜口汪氏，永乐初族人汪善登科，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四年亲笔敕谕，汪善衣锦还乡之际，族人苦于财力不济，接待比较简单，弘治年间，汪氏后人因经商暴富，便单独为汪善修建了“奉政大夫汪公祠”，建筑宏大。此外，一些富商巨贾还营造园林，为族人游玩休憩，歙县西溪南的“老屋角”便是一例。据地方志不完全记载，明清时期祁门共有宗祠173座，绩溪共有宗祠192座，绝大多数宗祠都是由从家族走出的商人捐资修建。

徽商除通过尊祖敬宗在精神上强化宗族血缘纽带之外，还不惜以重金购置族产，为宗族聚居提供物质基础。徽商对撰修族谱同样高度重视，所谓“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即是明证。如棠樾鲍氏家族的鲍肯园“由困而亨，顾恒思于物有济，修宗祠、纂家牒、置田赡族人之不能婚者，举苦节之不能请旌者，则有关于伦纪”。

二是捐资兴办教育和文化事业。徽商的支持成为很多学校赖以维持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致富后的徽商的办学热情十分高昂，他们广设塾学、社学，开办初等教育。出于教育子弟的强烈愿望，徽商大多把设置家塾、延师课子列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明清时期，徽州的义学遍设于城乡各地。对官办的府学、县学，徽商也不吝资财，时常倡修。在徽商的捐助下，清代前期的徽州府学屡次重修，康熙五十四年（1715），歙县商人项宪捐资重修明伦堂；乾隆三十四年（1769），众商捐资重修学宫；嘉庆十二年（1807），歙县盐商鲍漱芳等人又加以重修，用去白银14000余两；嘉庆十六年（1811），鲍漱芳之子鲍均又捐资重建尊经阁及教授、训导两衙署。

三是对修桥筑路等公益事业和赈济灾荒等慈善事业的支持。徽州地处山区，山高水急， 筑桥修路是一件积德行善、造福于家乡人民的义举。至今仍横跨于歙县练江之上的安徽省最长的石拱桥——16 孔太平桥，是徽商捐助建造和修缮的杰作，清代黟县西递徽商胡元熙即是捐助太平桥建设和维修的巨贾之一。

到了近代，徽商还积极利用现代传媒筹款赈灾，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徽州暴发特大水灾，休宁、屯溪、歙县、黟县等地受灾严重。在上海的徽商从《申报》、《中外日报》等报纸上得知家乡的灾情后，立即行动起来，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旅沪徽州水灾劝赈所负责筹款赈灾。

今天从安徽大地走向海内外的江淮儿女搏击商海，精研学术，在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一批令世人侧目的精英。当安徽正处于奋力崛起的发展阶段，需要各方支持，应当弘扬徽商富不忘本的奉献精神，吸引安徽籍的各界精英反哺安徽，推动安徽社会经济迈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