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深圳副市长、公安局长刘庆生在与代表谈及警务工作时，提及一些社会观念需要得到扭转。他曾经去西方发达国家调研，发现警察办公场地局促，原来警察是在警车里办公，警车的职责就是在路上开展工作维护治安。当地甚至还规定民警下班要开警车回家。他表示，目前深圳也向有关方面提出来，想尝试要求民警下班开警车回家，如果有一天开始实施，也希望媒体朋友能从整个社会的安全考虑，允许尝试探索。（1月28日《南方都市报》）

允许甚至要求警察下班开警车回家，就形式来说，一是提高社会的见警率，增强老百姓的安全感；二是提高警察的反应速度，能够保证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的确为警务所用，于公于私都是将条件保障作用发挥到极致。问题在于，警车只是警务装备，是警务的辅助而非核心。也就是说，真正能够给予社会信任的是警察以及处警的效率，如果警车能够维护治安的话，那么警务便简单了。

其实，警务的任何措施，都建立在警务工作的职业伦理上。比如，西方这些发达国家，之所以允许乃至要求警察下班开车回家，并不是偶然的。不是因为办公场所局促，警察才在警车内办公，而是警察的职责与任务决定了他们应该工作在流动的街头，而不是清闲地呆在办公室里，因而没有必要修建宽敞的办公楼来滋生职业的惰性。毫无疑问，这一系列措施都是建立在务实的基础上。同理，要求警察下班开警车回家，既离不开防止警车私用的制度环境，也离不开警察随时待命的纪律要求，在警察非休假期间，下班时段并非与执勤彻底隔裂。

学习借鉴外国的警务经验，好的形式固然可以照搬，但更重要的是学习他们务实先进的治警理念，突出效率的工作体系，以及廉洁专业高效的职业素养，来完善自身的警务建设。

任何措施都有利也有弊，关键是如何保证为利所用而革弊防害。允许警察开警车回家，相信警车都用在警务上，给维护治安做加法，总是有所裨益。只不过，在警纪警风尚欠信任的语境下，还得过民意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