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从明代徽派坊刻经营看徽商精神
徽商精神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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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方锡球
 

明清徽州曾流传着这样一则谚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由于山地贫瘠,耕地稀少,经商成了那个时代徽州人生存下去的无奈选择。徽商多从小本经营起家,凭着“徽骆驼”的开拓进取精神,在明清商界艰难跋涉,在盐业、典当业、茶业、木材业、刻书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业绩,逐渐成为全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商帮。明代学者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徽商的成就,除了因为我们民族都有的开拓进取,坚韧顽强以外,还在于能够有自己的价值取舍。

在处理儒、商关系中生成求真务实的本领。徽商,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儒商。清代大学者戴震评价徽商说:“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士”即儒,戴震准确地指出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儒者重义轻利,商人重利轻义,儒与商本来格格不入,然而在徽商身上,将两个对立的价值取向,建构起新的“义利”观,将两种品质完美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在儒和贾之间,徽州商人面向现实求真,面向人生求实,“义”与“利”,在现实追求和人生品味的结合点上,演变成徽商的“求真务实”的能力。

在生存品质上以贾而好学、学而好贾为基本方式。徽州西递村康熙年间建造的“履福堂”厅堂上有一副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好读书,是徽商得以驰骋明清商界的一个重要法宝。休宁人汪志德“虽寄迹于商,尤潜心学问无虚日。琴棋书画不离左右。尤熟于史鉴,凡言古今治乱得失,能历历如指诸掌”。黟县人胡际瑶经商时,“舟车往返,必载书箧自随。每遇山水名胜之区,或吟诗,或作画,……与庸俗市侩不类”。贾而好学提升了徽商的文化品位和社会地位,也改变了传统商人的形象,最后是提升了徽人的生存品质。

在职业道德上以诚信不欺为准则。经营布匹生意的歙县人吴南坡说:“人宁贸诈,我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绩溪人胡雪岩在“胡庆余堂”大厅里悬挂着一块“戒欺”的匾额,上面有一段胡雪岩亲自起草的文字:“凡是贸易,均着不得一个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巧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诚信不欺是徽商经营的信条,也成就了徽商事业的辉煌。

在社会担当上以兼济天下为情怀。箬岭是横亘在宣州和歙县之间的一座大山,蜿蜒四十多里,为歙县、休宁、太平、旌德外出的要道。青壮年过山都要休息百十次,其他人之艰难更不用说。为了山里人出行方便,徽商程国光捐资雇工,剃莽凿石,铲峰填壑,上下修路上百里。歙县的石材不够坚硬,他就从浙江运来坚硬的巨石,用于架桥铺路。他花光了几十年的积蓄,终于完成了修路的夙愿。兼济天下是徽商的美好品格,也形成了徽商的优良传统。

总之,徽商之所以被称为“儒商”,是因为徽商植根于程朱阙里,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贾而好学”、诚信不欺、兼济天下的儒商精神使徽商在明清“士”文化的背景下,不仅赢得了广阔的商品市场,而且赢得了其他商帮无法比拟的身份认同。

现代学者胡适先生说:“我将来如有工夫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徽商文化,是流淌在徽州人心底的美好记忆。徽商精神,是徽州文化最为厚重的底色之一,也是安徽文化的鲜明符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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