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曾流传着这样一则谚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由于山地贫瘠，耕地稀少，经商成了那个时代徽州人生存下去的无奈选择。徽商多从小本经营起家，凭着“徽骆驼”的开拓进取精神，在明清商界艰难跋涉，在盐业、典当业、茶业、木材业、刻书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业绩，逐渐成为全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商帮。明代学者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徽商的成就，除了因为我们民族都有的开拓进取，坚韧顽强以外，还在于能够有自己的价值取舍。

在处理儒、商关系中生成求真务实的本领。徽商，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儒商。清代大学者戴震评价徽商说：“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士”即儒，戴震准确地指出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儒者重义轻利，商人重利轻义，儒与商本来格格不入，然而在徽商身上，将两个对立的价值取向，建构起新的“义利”观，将两种品质完美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在儒和贾之间，徽州商人面向现实求真，面向人生求实，“义”与“利”，在现实追求和人生品味的结合点上，演变成徽商的“求真务实”的能力。

在生存品质上以贾而好学、学而好贾为基本方式。徽州西递村康熙年间建造的“履福堂”厅堂上有一副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好读书，是徽商得以驰骋明清商界的一个重要法宝。休宁人汪志德“虽寄迹于商，尤潜心学问无虚日。琴棋书画不离左右。尤熟于史鉴，凡言古今治乱得失，能历历如指诸掌”。黟县人胡际瑶经商时，“舟车往返，必载书箧自随。每遇山水名胜之区，或吟诗，或作画，……与庸俗市侩不类”。贾而好学提升了徽商的文化品位和社会地位，也改变了传统商人的形象，最后是提升了徽人的生存品质。

在职业道德上以诚信不欺为准则。经营布匹生意的歙县人吴南坡说：“人宁贸诈，我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绩溪人胡雪岩在“胡庆余堂”大厅里悬挂着一块“戒欺”的匾额，上面有一段胡雪岩亲自起草的文字：“凡是贸易，均着不得一个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巧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诚信不欺是徽商经营的信条，也成就了徽商事业的辉煌。

在社会担当上以兼济天下为情怀。箬岭是横亘在宣州和歙县之间的一座大山，蜿蜒四十多里，为歙县、休宁、太平、旌德外出的要道。青壮年过山都要休息百十次，其他人之艰难更不用说。为了山里人出行方便，徽商程国光捐资雇工，剃莽凿石，铲峰填壑，上下修路上百里。歙县的石材不够坚硬，他就从浙江运来坚硬的巨石，用于架桥铺路。他花光了几十年的积蓄，终于完成了修路的夙愿。兼济天下是徽商的美好品格，也形成了徽商的优良传统。

总之，徽商之所以被称为“儒商”，是因为徽商植根于程朱阙里，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贾而好学”、诚信不欺、兼济天下的儒商精神使徽商在明清“士”文化的背景下，不仅赢得了广阔的商品市场，而且赢得了其他商帮无法比拟的身份认同。

现代学者胡适先生说：“我将来如有工夫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徽商文化，是流淌在徽州人心底的美好记忆。徽商精神，是徽州文化最为厚重的底色之一，也是安徽文化的鲜明符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