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死亡证明 也是一种“挟尸要价”

□刘泳晔

一次车祸后，16岁小伙蒋某被送往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因没有死亡证明，蒋某的遗体在殡仪馆里放了8天仍不能火化。医生对家属说，只有在结清5万多元抢救费用的情况下，才能出具死亡证明。

面对突遭不测，“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不幸家庭，院方非但未表露出任何的同情之心，反而一心“向钱看”，拒绝给死者开具死亡证明。这种见利忘义的行为，无疑击中了公众的痛点。

事实上，院方拒开死亡证明的行为存在诸多不妥之处。于法，《死亡医学证明书》是判定死者死亡性质的基本法律依据，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出具死亡证明是医疗机构的法定义务。医院没有权力扣住死亡证明不发。于理，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死者为大。让这个遭遇车祸，“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不幸家庭，继续因无法下葬揪心，非常不人道。显然，医院这种只认钱，却不尊重法律和道德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挟尸要价”，理应被摒弃。

目前，迫于舆论的压力，院方已表示：并没有不结清费用就不出具死亡证明的规定，会通知有关科室尽快出具死亡证明给家属。显然，医院的让步，只是舆论重压之后，不得已进行的危机公关。对院方的这种“战略性后退”，相关部门必须穷追猛打，对“挟尸要价”，拒开死亡证明的相关责任人，立即进行严惩，绝不姑息。

同时，相关部门更需反思救助机制的缺失。试想，假若有急救资金兜底，还会出现死后8天开不出死亡证明的状况么？因此，相关部门也要在困难群众医疗救助上加把劲。唯有如此，才能警示与救助“齐步走”，让拒开死亡证明成为医院不敢碰、不愿碰的“火线”。

“重金求子”骗局为何能养活两村庄？

□郭元鹏

江西余干县江埠乡石溪村和洪家嘴乡团林李家村隔着一条信江，看起来像两个普通的渔村。实际上，这里早已被警方列为“重金求子”诈骗重点村。近日，包括武警和特警在内的400余名警力突袭这两个村庄，将骗子一网打尽。这里村民信奉的是“骗不到钱可耻”。

这两个村的村民，实施诈骗的途径只有一种：谎称自己是富婆，由于不能生育，需要找人借种，成功之后就给予巨额回报，一步步将人们引导到自己设计的陷阱里。这些诈骗人员分工明确，有的是“富婆”，有的是“老公”，还有的是“律师”，是“公证人员”。可谓是一条完整的诈骗链条。在这两个村里，大家信奉的就是“骗不到钱可耻”，上至60多的老人，下至20多岁的青年都参与其中。

有人说，骗子专业村的出现，说明价值观的扭曲程度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而这两个骗子村不是一夜之间成长起来的。起初，只是村里有人去行骗，后来就演变成了所有群众的参与，而且还专门奔赴外地学习诈骗技术。当骗子的星星之火呈现燎原之势时，基层社会治安管理部门能不知道吗？如果起初就去依法打击，还需要等到骗子村“做大做强”之后的“400名警力突袭”吗？“小”的时候视而不见，才有了如今的“大”。这是值得有关部门反思的。

有人行骗，自然就有人被骗。没人被骗，骗子也就不会去行骗了。天上不会掉馅饼，当如此低劣的“重金求子”一次次诈骗成功的时候，当这样的骗局可以成为产业，让两个村的群众都发家致富的时候，比骗子还可悲的，就是受骗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投机取巧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