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王茂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主张发行钞票而出名的理财家。清咸丰年间，他任过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王茂荫的祖母方太夫人“悯阨穷，拯危难”，是乾隆至道光年间出了名的。父亲王应矩急公好义、乐善好施，在桑梓也留下很多佳话。他继承了祖母、父亲遗风，自己生活极为简朴，粗衣粝食处之晏如，而对亲眷友好中的穷苦者，则尽力资助。

对于长辈，王茂荫以孝为先。道光二十一年(1841)元旦，他在京接家书，得知祖母恐不久于人世，遂告假回家，二月抵家时，祖母已于正月初八去世，他长时间抚棺涕哭，悔恨自己回家晚了，不能见祖母最后一面，哀恸不能自已。

对儿辈管教甚严，次子铭慎北上省视侍奉，王茂荫辄令其下帷读书，不准干预外事。他在家书中训诫儿子:“孝悌二字，是人家根本，失此二字，其家断不能昌。”他一再告诫子侄“对乡里事，只可分其劳而不可居其功”。

从家书来看，王茂荫认为，有学问不一定要当官，但是为官者必须有学问，没有安邦定国之才是不必为官从政的，即便勉强为官从政也没有多少人对你心悦诚服。王茂荫的后人对这条家训信守不移。

家书对王茂荫还有别的功能。为揭露贪官污吏，王茂荫在北京会直接上书咸丰。一次，他接到家信，得知昱岭关有匪徒拦路抢劫商人钱物，于是便上书咸丰，请求咸丰下令地方政府把潜藏在昱岭关的土匪全部肃清。

戴安澜的生前绝笔

戴安澜将军的墓地，放在老家芜湖的一个公园里。

1942年5月26日下午5时，戴安澜壮烈殉国，年仅38岁。当时，他奉命率领部队突围回国，在越过最后一道防线时，遭到日军伏击，胸腹中弹。牺牲时距离祖国边境，只剩下大约三四十里距离。山高林密，没有棺木，士兵们就把军装脱下来，裹在将军的遗体上。

“亲爱的荷馨，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这是国民革命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家书。

1942年，戴安澜率领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开赴缅甸，紧急支援英军盟友，抗击日本，并在保卫同古、收复棠吉等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写下这封家书时，他正和全师将士孤军奋战、坚守同古城。

这封家书不是寄出来的，而是写了以后就放在皮包里面，戴安澜牺牲以后皮包带回来，再打开来才发现这封信，当时已是他牺牲后一两个月了。

牺牲的时候，戴安澜将军年仅38岁。从他的最后一封家书中，后人能读到一个铁血军人以身殉国的决绝：“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澄、篱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望勿以我为念。”

就在给家人写了寥寥数语的绝笔信之后，戴安澜又悄悄地给三位亲友写了一封托孤信，信中流露的，是一个普通的父亲，对家人的眷恋不舍。

陶行知阻止儿子成“假秀才”

“知道你已经考取四年甲，我很欢喜。恭喜恭喜。现在一般学校，只是把小学生一个个地化成书呆子。你可要学做事，学做人，不要做书呆子。”这是1927年陶行知写给儿子陶晓光的一封信。

陶行知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大思想家杜威。回国后，为了推动改变全中国有两亿文盲的现状，他辞去了待遇优厚的教授职位，奔走在全国各地推动建立平民学校。

陶行知在信中教儿子不要当书呆子，到底该如何去做？他用自己的行动作答。写下这封信的时候，陶行知正在南京晓庄的荒野，和学生们开山辟路，创办乡村师范学校。他提倡“教学做合一”，带学生们自建校舍、办图书馆、演出戏剧，以此来培养学生“科学的头脑，健壮的双手，农夫的身体，艺术的情趣，改造社会的精神”。

陶晓光曾到成都一家无线电厂求职，但当时却被厂方要求的学历难住了。因为陶行知常年不在家里，生活颠沛流离，所以儿子上的学都是一段一段的，没有正式的文凭。陶晓光就给南京师范的马校长写信，让他出示一个晓庄师范的文凭，马校长马上就做了，但陶行知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叫儿子马上原封不动地寄回去。

后他在给陶晓光的家书中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之主张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