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逵： 折叠隐逸不入仕的 多才士族子弟

戴逵是东晋著名美术家、音乐家。出生于东晋谯郡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一个士族官僚家庭，他的祖父、父亲都在东晋朝廷里做过大官，有一定的名望。他的兄长戴逯因屡立战功，被朝廷封为广信侯，后又升官至大司农。当时著名的学者范宣就曾做过他的老师，并给了他以巨大的影响。史称他“幼有巧思，聪悟博学”。

戴逵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偶尔不慎打破了一只鸡蛋，他顺手用绢布抹去。等到第二天，他发现那块绢布竟硬成一团。他大受鼓舞，立即找来破损白瓦研磨成屑，打了不少的鸡蛋，滤去蛋黄，再将白瓦灰兑入蛋清之中，反复揉搓，最后做成一碑，并命名为《郑玄碑》，还亲自写了碑文，用刀把碑文刻到碑上。凡是见到这个碑的人，个个都赞叹不已，认为这个小玩艺儿“词美书精，器度巧绝”，一时在人们中传为美谈。

由于戴逵多才多艺，出类拔萃，自然而然地引起朝廷的注意。当时官任太宰的武陵王司马晞，听说戴逵鼓瑟有清韵之声，就派人召他到太宰府去演奏。戴逵深以为耻，当着使者的面将瑟砸碎，说: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戴逵深切地痛恨那些故作风雅、奢侈放纵的官僚贵族，认为替他们鼓瑟是奇耻大辱。

晋孝武帝时，当时著名文豪谢安官至宰相，也听说戴逵的名声，便想亲自见识见识他的才能。正好戴逵有事从剡县到京师，谢安专程来看他，二人见面后，谈书说琴，甚为投机。但根据当时的风俗，宰相会客，当以议国事为先，只有和庶人、伶人才议别的。因此，尽管二人谈得很深入，在旁人看来，未免对戴逵有些轻慢，或者干脆就是侮辱。但戴逵并不介意，他也仰慕谢安的才学。

还是在武陵王司马晞征他不应，闹了一场砸瑟风波后，戴逵便决定终身不仕，举家来到会稽剡县，过起超凡脱俗的隐居生活来。他在剡山之中，以读书、作画、雕刻为乐，不问政事，逍遥自在。但他又绝非那种故作姿态的人，而是在社交中严格挑选对象，只和当时名士郗超、刘炎、谢安、王徽之等遍游名山大川，纵论古今书画，探讨雕刻艺术，因而被世人称之为通隐，即十分旷达的隐士。

方观承：坎坷经历造就平步青云

桐城人方观承，幼时父亲因《南山集》一案被牵连充军，因此方观承经常年年独自徒步前往塞外省亲。一年他南归后辗转前往浙江宁波依附某亲戚，等走到亲戚家门口，已经快到除夕了。方观承看见亲戚家门口倚门家奴都穿着貂帽狐裘，神态非常阔绰傲慢，自顾衣衫褴褛，贸然登门认亲恐怕反而会遭到驱逐。于是方观承在亲戚家巷子里租屋住宿，但身上钱又所剩无几，进退两难，只好天天在门口向邻居打听亲戚平时为人。

对门住着一个屠夫，惊讶于方观承一表人才，问他贵姓？来此有何贵干？方观承告诉他，屠夫说：“我与他同巷二十年，从未见他体恤过一个亲戚，你去找他恐怕没用。”方观承听了非常后悔，自己千里迢迢投奔亲戚太轻率了，如今钱也花光了，怎么办呢？屠夫便让他帮忙写结算帐目讨债。

方观承依言而行，屠夫拿着账单出去讨债，果然一清二楚。于是回来后又送两千文钱给方观承作路费。

方观承于是北上，走到直隶的时候，行李偏偏被强盗劫去。走到白河时又遭遇大雪，方观承被冻倒在古寺外，昏死过去。僧人打开门看见方观承僵卧雪中，急忙抱进屋灌热汤抢救，方观承才活过来。

后来，方观承跑到北京东华门，靠测字为生。恰好平郡王轿子经过，平郡王看见招牌，觉得书法不错，一打听是方观承写的，就请方观承回王府当记室（书记），非常礼遇。后来，王府的对联帖子都由方观承写，雍正帝临幸时看到了，问是何人手笔，平郡王说是方观承，雍正帝当即召见方观承，赏赐中书官职。从此方观承受到皇帝知遇，不到十年就从监生升到封疆大吏。

贡奎：父子一脉相承均少年得志

烟波浩渺的南漪湖南岸有一个小村庄，名叫贡村，现属宣城。900多年前，南宋抗金名将贡祖文携家迁此，滨湖而居。

宋靖康年间，金兵攻陷汴京，河南长垣贡氏子贡祖文投笔从戎，在抗金中结识岳飞，两人成了“刎颈之交”。贡祖文曾与岳飞合兵大破金兵，后升秣陵关总镇、武德大夫。贡祖文在这期间移家皖南第一大天然淡水湖——宣城南漪湖畔，始建贡村，为宣城贡氏始祖。

并置义田百余亩供学，贡氏后人从此弃武修文。元、明、清时期贡氏家族极为兴旺，世代簪缨，名人辈出。

而出生贡氏门第，曾任池州齐山书院山长的贡奎就是其中之一。

在父亲精心培育和教养下，贡奎10岁时已能写出像样的文章，邻里亲朋都刮目相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以废寝忘食的勤学，他对经史子集，无所不览，对书中的章义辞句的曲折微妙，都能兴味盎然地去发挥。他所写的文章理正辞明而有气势，在当时已名震江南了。

贡奎著作很多，有《听雪斋记》、《青山漫吟》、《倦游集》、《豫章稿》、《上元新录》、《南湖纪行》等约120卷，但在兵乱中散失。

贡师泰是贡奎次子。自幼聪敏好学，性情洒脱。公元1313年，侍父提学江西，恰遇吴澄，在堂试中，15岁的师泰得了第一名。后随父游京师，为六馆诸生之冠，声名赫然在外。这时，因父亲在朝，师泰便有机会和吴澄、赵孟頫等以道德文章鸣世的人物往来，对他们的讲说论议，耳濡目染，加之贡师泰善疑勤问，因而学养逐渐深厚。泰定四年(1327)，授从仕郎，为太和州判官。天历二年(1329)为进士，官绍兴路总管府推官。郡中疑难案狱，都能详审细剖。由于他评议罪狱极为细密，审理诉讼十分公允，使奸猾之徒销声匿迹。

贡奎为了民众，曾表示愿作良医。儿子贡师泰在《玩斋集》中，赞医、赠医的篇章更多，有《题太医万竹轩》、《赠卢医》、《送医士王安重》等。在《送马叙敬赴江西医学提举》中写道:“何日定将医国手，为民谈笑起沉疴。”由此可见师泰父子一脉相承，胸中共同流淌着关心民生疾苦的深情。

吴应箕：九试南都的复社领袖

贵池人吴应箕是南明士大夫政治集团——复社的领袖人物之一，20岁刚出头即名噪京城，但是，他却 “八试南都不第”，及至第九试仍仅以“乡试副榜贡入京”，进入中央级人才库。

吴应箕其人，个性非常鲜明，爱憎分明，是一个典型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学者。他之所以科场一再失利却仍矢志不渝，不厌其 “考”，因为他深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唯有“金榜题名”才是实现报国之志的捷径；但是，如果某次具体考试有悖于其报国的初衷，他则宁可放弃获取功名的机会而葆其纯洁的赤子之心。

一试南都的时间是万历四十六年，那一年，吴应箕25岁。首次参加考试就碰上“主考失期”的晦气事，亦即未能按“法定时间”如期举行考试。对于满怀豪情、一腔热血的吴应箕来说，一开始就对科举考试的严肃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因而把初试锋芒的锐气消磨大半。

二试是天启元年（28岁），主考官是黄立极、黄儒炳，均属阉党干将。吴应箕当时虽然年纪不大，但名气已经不小，——与阉党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由“对头”主宰“对头”的命运，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三试是天启四年（31岁）。从政治立场角度说，吴应箕是一个地道的东林党的门徒。这一年，东林诸君子与以阮大铖为代表的阉党的矛盾冲突达到“白热化”。吴应箕是一个政治热情非常饱满、旗帜非常鲜明的人，在重大的政治斗争面前，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而只会积极介入。由此可知，在国事日非，政治斗争风云诡谲的形势面前，他不会有多少心思放在考试上，而且大权在握的政治对手也不可能把他的试卷当成一回事。

其后，因为其他的客观原因，他八试都未中。

崇祯十五年八月，吴应箕九应南都试，虽然这是吴应箕最后一次差强人意的考试，也是整个明代科举考试之一顿“最后的晚餐”。

吴应箕九应南都试，是他在“钟情”科举考试制度以及每次具体考试面前所采取的不愿“为功名而功名”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