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鲁龙飞 文/图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深入，大批农村人口纷纷涌入城市，这批大多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就是第一代农民工。

30多年来，他们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退出城市舞台，淡出公众视野。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游走了数十年后，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岁月都将他们无情地推向了返乡之路。

日前，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走访了合肥各大工地上的这些建筑工人，并实地探访有中国“吉普赛人”之称的庐江罗河镇，零距离接触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人生活现状。

“超龄”的坚守

日前，记者在合肥各大建筑工地随机走访的4名50岁以上农民工中，他们无一例外均因“经济压力大”才选择外出打工，他们或子女正在上大学，或打工是家庭的唯一收入，或子女虽然成婚日子过得也紧巴。

经济不富裕是坚守的唯一动因

为何快60岁了，还要外出打工？

“不打工，哪来的钱供儿子在城市里买房子？”出生于1963年的李生枝，合肥市长丰岗集人。16岁的时候，他辍学后便开始当瓦工，之后外出打工，一直到干到现在。

7月20日，记者在合肥市滨湖一建筑工地见到李生枝的时候，他刚从工地打完混凝土回来。脚上穿着胶鞋还沾满了水泥浆。或许是整天被太阳曝晒，后脑脖子上已经被晒成黑黢黢的一片。

当记者说想采访他的来意后，生性憨厚的李生枝微微笑了一下，“我们都是普通人，有啥子好采访的”。交谈中，李生枝告诉记者，他是1983年开始外出打工的，第一站是深圳，在一建筑工地做普工，当时工资300元/月。

“2010年，工资涨到了100元/天，包吃住，有时一个月40个工（算上加班），月赚4000元；前两年又涨到了200元/天，银行户头里的积蓄，一半是近几年存下来的。”李生枝笑着说。

现如今，已经在建筑工地摸爬滚打30多年的李生枝最大的愿望，就是想给大专毕业的儿子买套房子，从而在城市扎下根。

与李生枝有类似情况的还有来自凤阳的贡家柱，即将迈入不惑之年的他，坚守建筑公司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害怕回乡后收入下滑，杯水车薪的新农保不能维持他和妻子的基本生活。

20多年来，打工所得占贡家柱收入比重维持在80%左右，若停止打工的脚步，就只剩下960元/年新农保，1200元/年独生子女抚养费，外加8000元/年土地收益，合计在一起不足1万元，维持他和妻子两人的生活怕不够。

“也想过要放弃打工生活，回到家乡过几天安稳的日子，可想想要是不做，未来养老的负担就落到唯一的儿子身上。”谈起儿子，贡家柱有点自豪，娃子，名牌大学毕业留在昆山，买了套房子家里出了首付，按揭都是他自己还，压力不小。“趁着现在身体还健朗，做一天是一天吧。”

交谈中，不少人都有同贡家柱一样的担忧，“年轻的时候，单位也没给交啥子养老保险，如今，年龄大了一切都迟了，还是自己多辛苦点吧。”

风湿性关节炎等职业病是常态

建筑工地的活，在普通人眼中就是脏、乱、苦，夏天骄阳暴晒，冬天寒风刺骨，久而久之，恶劣的生活环境也慢慢侵蚀了这些第一代农民工们的身体，风湿性关节炎等职业病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

与贡家柱同乡的王根洋，今年已经65岁了，体力已经不比壮年时期了。幸亏包工头是家门口的，乡里乡亲的不好开口不要他，否则外出打工都没人要了。

建筑工地加班是家常便饭，尤其是打混凝土的时候，经常是白天上了一天班，晚上还要接着干，这个时候，王根洋明显感觉体力不足。年前，腰肌劳损住了一个月的医院，现在只要干重活，第二天便下不了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风湿性关节炎等职业病也出现在其他人身上，老家在蒙城的农民工马万山表示， “晚上收工或阴雨天的时候，胳膊经常出现酸楚，有时候连一瓶水也提不动，犯病的时候，洗衣服基本靠脚。”

归乡的困惑

打工，要能抡得起大锤，扛得住钢筋，但当挺直的腰板变得佝偻，当矫健的步伐开始滞重，衰老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因此，返乡，是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的无奈选择。

坐落于庐江县南边边陲小镇罗河镇，上个世纪90年代初，得益于国家电网迅猛发展，几乎是整个村的男性劳动力都外出打工，挣回来了钱，养活了全家，如今已经年近花甲的他们，回归故土的生活如何呢？

归乡继续操心劳累

今年58岁的鲁少国是庐江人罗河镇双桥村人，算得上是当地第一代农民工，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外出打工，辗转苏州、湖州、恩施、广州等地开拖拉机、扛钢筋、爬铁塔，这一干就是20多年。

常年在外漂泊的生活让他有了倦意，于是身心疲惫、力不从心的他最终选择了回家。由于老家附近是矿区，田地被征用了，这让鲁少国无法重新拾掇起农活。

本想颐养晚年，可是随着生活成本的增长，再加上两个孙女上高中，一个孙子上初中，一年下来免不了要花销。“儿子儿媳，都外出打工了，老太婆在家照顾几个孙子女，我闲着也无事，在村办工厂打点小工，贴补下家用。”

类似的情况在这个村庄比较普遍，68岁的鲁金现在外打工回家后，在合肥工作的儿子原本想让去合肥一起生活，可是他不想去，“城里人生地不熟的不自由，再说孩子也不容易，不能给他添麻烦”。

好在附近就是矿区，工人比较多，破铜烂铁、空矿泉水瓶等废品比较多，隔三差五去收集下，一天下来也能挣个五六十元，这些钱大部分都被用于抽烟和喝点小酒，“苦闷的时候，工友们都以抽烟和喝酒度日，坏习惯养成后就没戒，如今老了，也不想戒了。”

重操农活已经不适应

陈龙，罗河大包庄人，年轻的时候与同村的人一起去做电力工程，如今年老后，他又回到老家。由于一直在外打工，家里的田地早些年还有人耕种，后来打工盛行后，村庄里尽剩下“老弱病残”，田地也就荒芜了。

“远处山上的田地已经荒芜多年，现如今都长满野草和灌木了；近处的田地，也不用养牛来翻耕了，因为有机器替代，有人出租机器和负责操作，主人反而成了帮手。”陈龙清晰记得，刚开始操持农活时，明显感觉不适应，过了好久才缓过来。

与重新拾掇农活相比，更让陈龙不能接受的是，现如今农村人与人之间很少往来，哪怕是邻居，平日里见面也不多。大家经常是把自己关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每天骑摩托到镇上转一圈。镇上商店外摆着多张椅子，那里成为人们交流最多的“公共场所”。

“小时候，村里还有露天电影、庙会、台球室、舞龙灯……然而，现如今这些文化活动都已经消失殆尽了。”与陈龙同岁的张先录称，乡村太安静了，虽然站在熟悉的土地上，但他感觉好像缺了什么，原本想过着含饴弄孙的生活，但总觉得生活在一种没有希望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