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冯先生称，14日中午其母亲去银行办理开卡业务时，被以没带手机不能办理业务为由拒绝，双方发生争执后银行工作人员为其办卡。冯先生称，随后家人在银行业务回执单上看到“农民就是农民”字样。（7月16日《京华时报》）

“农民就是农民”或许只是对服务过程争执的泄愤表达，然而在纸面上留此存照，却也是对特定群体认知的潜意识流露。联想到特定的语境，“农民就是农民”，无外乎是无知、愚昧、粗俗的标注，“农民”成了“劣类”的标签。毫无疑问，这早已超出了服务态度恶劣的范围，进而是对农民赤裸裸的身份歧视，一竿子打倒一船人，折射出无端的傲慢与偏见。

客观来说，在银行工作人员的眼里，理应是“来者都是客户”，任何人都是服务对象，无须区别三六九等。能不能办卡，认的不是身份而是规则。开户人有没有手机构不构成办卡的充分必要条件，想必规则也应尊重实际。争执过后，户给开了，不过是在回执单上声明“客户提供手机号码无法核实”，多个手续而已，这说明是可办的。能够办而刻意为难客户，无非是一种情绪化的倾向，把个人的好恶带进了服务之中，这种职业素养和道德水平难言优良，制造不必要的纠纷，损人害己，可谓作茧自缚。

“农民就是农民”放大城市隔阂，折射出消除城乡差别理念、情感包容进化的艰难，也反衬出制度支撑的失力。对此，又如何只是能够责怪一个人的无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