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中旬，广东肇庆司机孔先生驾驶小车途经深罗高速江门段，被驾驶一辆奔驰车的三名男子“碰瓷”敲诈勒索了8000元。又气又急的孔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江门市副市长、市公安局长蓝华写了一封匿名求助信，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蓝华看了来信后，指令江门市公安交管局迅速侦破此案，促使问题最终顺利解决。

副市长接到市民求助，敦促公安部门破案，这是一级领导干部重视民意、体贴民生的体现；公安部门迅速破案，避免犯罪团伙继续祸害一方，也值得肯定。但是，一起案件的破获，需要受害人向副市长求助，这总让人觉得哪里不对劲。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碰瓷”案虽然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但远远算不上大案要案，受害人何以不直接报警，通过正常的渠道解决问题呢？

答案只有两种：要么是受害人报警了，但警方不当回事儿，敷衍塞责；要么就是受害人压根儿不信任警方，认为正常报案不可能让问题得到解决。无论是哪种情况，市民向市领导求助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犀利的批评，显示出警方的工作并没有做到位，折射出民众对警方具有一种不信任感。

因此，虽然最终案件告破、结局圆满，但这也只是一个不具有典型性的个案，并不符合解决问题的正常程序，也不可能作为解决问题的制度化途径。一方面，不是每个领导都能像蓝华副市长一样，愿意重视每一封群众来信；另一方面，各类社会案件与社会问题太多了，领导根本不可能对每一个问题都亲自过问、一一批示。

解决问题依赖“领导批示”，这说到底还是“清官情结”和人治思维在作祟。难道领导不批示，不通过自上而下的压力，底下的职能部门就可以对某些问题置若罔闻了吗？ 在法治社会，我们需要的是常态化的解决之道。很多问题，不需要领导亲自指示，按照正常的处理程序完全可以解决，怕就怕，某些公职人员在正常的程序中设置障碍或制造梗阻，导致民众被迫依赖“领导批示”。一旦出现类似情况，有关部门应该严肃处理，对责任者予以问责，唯有如此，才能维护部门公信力，赢得民众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