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治周末》报道

再过半年，确切地说是到2015年6月30日，如果你是一位资深高尔夫球友，你会发现原来的俱乐部或许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也或许有了新的合法身份。

从2014年7月开始，全国掀起了一场高尔夫球场整治运动，而这次整治也被业界称为继2004年之后的政策紧箍咒。

政策紧箍咒源于一份官方文件——2014年7月前后，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中央11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落实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发改社会[2014]1496号)。该文件明确，全国各地高尔夫球场按照取缔、退出、撤销、整改四类要求进行处理。

与以往禁令不同的是，这次整改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取缔类球场必须在2014年12月31日结束，退出和整改工作则都必须在2015年6月30日前完成。

1月19日，上海国际高尔夫乡村俱乐部球场接到了上海市青浦区环保局发来的退出通知，要求，该球场必须于2015年3月31日前退出。

成立于1990年的上海国际高尔夫乡村俱乐部，是上海乃至华东地区第一个国际标准的18洞高尔夫球场。

这个消息对于上海国际高尔夫乡村俱乐部的会员们来说很是突然。但实际上，一场清理整顿高尔夫球场的行动去年就已经在全国多地悄然展开。

“四川高尔夫球场除麓山和牧马山以外，全部接到整改通知，四川高尔夫或将几乎全军覆没。”1月8日晚，中国业余高尔夫球员刘强在其微博上发布了这条令他“稍感遗憾”的消息。

地处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外的观唐高尔夫俱乐部，2014年9月19日突然宣布关闭。当天，该俱乐部的部分球道就开始被铲除。

据媒体报道称，自2014年9月至年底，北京至少关闭了12家高尔夫球场。

与此同时，最早兴建高尔夫球场的广东，也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清理整顿。

在广东省政府拟定的100家需要进行清理整顿的高尔夫球场名单中，5家将被取缔，8家退出，7家撤销。

中国这次对高尔夫球场的整顿，甚至引起了外媒的关注。《华尔街时报》评价认为，这次整顿可不是“一阵风刮过”。

关于这次达摩克利斯之剑真正落下的原因，有业内人士对记者分析说，中国高尔夫从引进伊始就被神秘化、高端化，而纵观这些年中国高尔夫的发展，其不仅消耗诸多社会资源，也成为很多腐败行为的避护所。

当然，中央政府祭出重拳整治，并不是要全面禁止这项运动，而是要使其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要真正探究中央政府重拳整治高尔夫行业的意图，还得从高尔夫在中国的30年“妖魔化”之路说起。

“必须承认，在高尔夫发展的这30年里，确实也经历了无序发展的阶段。”崔志强说。

崔志强，原中高协秘书长，经历过中国高尔夫从引进到飞速发展再到如今的困局，在提到与中国高尔夫有关的政策时，他将其分成了三个时期：开放、限制和关闭。

高尔夫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配套产物——为了吸引外商。那时的高尔夫，就像当时建造的五星级酒店、国际机场一样，其实就不是给大众准备的。渐渐地，高端、奢华、上流社会等词汇就成了高尔夫的标签。

而随着一些高级官员开始打高尔夫，1995年前后，社会上开始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认为，高尔夫球场已演变成政府官员和商人之间权钱交易的浑浊场所。

在崔志强看来，这段时间国家政策方面已经开始限制高尔夫的发展了。

其实，自1993年开始，国家就隔三岔五出台各种相关的政策法规，限制高尔夫球场的建设，且力度在逐年加大。

至于“关闭”，则源于2004年出台的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政策。

十年之后，2014年国家对高尔夫球场的整顿被崔志强认为是为高尔夫行业挤出泡沫的一个大动作。

尽管这次整治被媒体冠以反腐的名义，但在崔志强看来，这次整顿也是本届政府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的一个措施之一。

有业内人士指出，本轮高尔夫球场整饬工作由中央最高层力推，这也意味着中国高尔夫球场将迎来命运的节点，地方违建与国家政策长达10年之久的博弈也许宣告结束。

从1993年颁布第一道禁令，至今已先后有11道禁令出台，但我国的高尔夫球场依然野蛮生长。

而在崔志强看来，2014年对高尔夫的整治无论是对行业本身还是对产业、服务和投资来看，都是一次利好的信号。“这其实也是对新建球场的保护措施。”

直至目前，在2004年高尔夫球场的大限到来之后，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官方统计数据来说明现在高尔夫球场的现状。

中国政法大学高尔夫规则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守仁告诉记者，除了曾经在国土资源部登记在案的10家高尔夫球场之外，从严格意义上说，其余的都不属于国家所规定的合规的球场。

这意味着，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到这些球场身上。

而这并非危言耸听，在刚刚过去的半年，高尔夫球场的关闭潮在北京、广东、山东等地轮番上演，一场清理整顿高尔夫球场的大幕，在全国迅速拉开。

根据朝向集团发布的《中国高尔夫行业报告》显示，全国高尔夫球场数量由2004年的178家增长至2013年的521家，我国高尔夫人口已突破百万，核心人口也从30万发展到40多万。

在数字飙升的背后，崔志强认为这和以往以GDP考核干部的政绩观不无关系。

“在可持续发展提出之前，我们政府考核干部是以GDP为硬指标，而高尔夫球场的建设恰恰符合了大宗土地开发、投资等条件，因此受到了地方政府的极大欢迎。”崔志强说，“也就是说，是政绩观的影响。”

其实近年来来自政府层面的禁令，虽然主要围绕球场的用地问题，然而，禁令的辐射范围却影射到了整个高尔夫行业。

除了球场整顿升级之外，2014年5月中旬，北京地区高尔夫球场被纳入特殊用水行业，水费每吨由4元提高到160元。这让行业内叫苦不迭。

而高尔夫项目企业所得税的税率达到25%，远高于一般体育项目的税率。

行业数据显示，一座18洞高尔夫球场的投资成本在1.5亿元左右，每年的维护成本约为3000万元。

此外，新一届中央政府推行的“八项规定”，对国企和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规范，直接导致了球场生意直线下降。

“现在最好的时候，只有原来的40%。”北京一家高尔夫俱乐部高层对媒体表示，“现在算得上是最难的时候。”

“就现在的状况，这个数字对任何一家球场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有球场经理表示，“如果将高尔夫捆绑搞房地产，不仅可以作为球场经营的利益平衡点甚至是利润增长点。”

以昆明市区某高尔夫项目为例，该项目总用地3000多亩，其中1000亩用来建造别墅，按两万元每平方米计算，一幢300平方米的别墅可以卖到600万元，而按照0.3的容积率计算，1000亩土地可以建300幢别墅。这样算下来，18亿元资金就可以轻松收入囊中。

刘守仁每次到球场调研都会遇到球场老板和他哭穷，但心直口快的刘守仁每次也和那些老板反算一笔账，“和房地产的合作以及会员卡的发放让你们的资金基本已经回笼了”，每次话题至此，大家都不说话了。

在业内人士看来，房地产和高尔夫球场在过去十几年中迅速增长，二者密切的关系，让来自国家层面的“规范”屡屡未彰。“这与地方政府的政绩挂钩，因此，地方政府就是现如今高尔夫球场以各种非高尔夫名义出现的保护伞”。

“没有一个体育运动能有这样的命运。”中国政法大学高尔夫规则与文化研究中心运营总监吴涌植无奈地说，“这是一项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的运动，讲究的是服务和礼节意识，能培养良好的习惯，我打高尔夫球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哪一个球友迟到过。”

让他不解的是，这么好的一项运动，为什么到中国就变了味儿，而国家的一再治理，能否还高尔夫本来的清新样貌，也值得观察。

国际高球三巨头之一、著名的高尔夫球场设计大师加利·普莱尔，在中国担任过包括黄山卧虎高尔夫球场在内的多个球场的设计。

他对中国近期政府打击高尔夫球场项目的行动，不但没有感到沮丧，反而说：“我完全赞成中国政府的做法。”

普莱尔认为，中国应该重新考虑高尔夫运动，让这项运动变得更具可持续性。同时，他希望看到中国政府建设公共高尔夫球场，向普通老百姓开放这项运动。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应该采取堵疏结合的方法来规范高尔夫行业的发展。

一方面遏制在高尔夫球场上的乱消费行为，尤其是管住政府官员、国企负责人等的灰色消费；另一方面，推出有效举措，疏导市场需求。

从有关举措来看，中央政府祭出重拳整治，目的在于使高尔夫行业能够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去发展，但目前尚无具体的规范措施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