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绵延两千多年的制度，有其存在的必然理由；古代帝王及其朝廷中枢，对老百姓户籍，只有更严格勘察造册，没有一丝一毫松懈之意。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为了让农民安心耕田，朱元璋制定了“路引制度”。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路引相当于通行证，需要向官方申请。没有路引，就不能随便离开土地，这种制度将农民的行动限制在很小的范围。

到了朱元璋的后代统治时期，明朝的土地制度渐渐发生了变化。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太监直接管理、收税的皇庄，这样就出现了大规模强占土地的问题。明孝宗年间，有皇庄四处，官田不到两千顷，后来逐渐发展到五处皇庄，占地一万二千八百顷。明武宗年间，皇庄增加到三十六处，占地五万三千多顷。

皇室开皇庄占地之风，其他皇亲国戚纷纷仿效。据《明会要》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田地总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减至四百二十二万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皇亲国戚们兼并了，所以这些数字都不在官册。

土地的大量被兼并，使得无数农民无地可种，从而流离失所，又因为明朝的路引制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谓的“流民”。每逢饥荒横行，便是流民四起之时，大明朝成了名副其实的“流民帝国”。最严重的一次，当属明末李自成起义。

当时流民的数量到底是多少无法统计，但有一个数字比较能够说明问题，1639年(崇祯12年)，躲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带着只有50来人的队伍重出商洛，轻骑走河南。河南流民听说后，纷纷前来投奔，李自成一下子发展到了七、八万人的队伍。

宋太祖及其子孙，遇到灾荒之年，不断地将流民吸纳进军队，目的就是，即便造反也是叛军而非叛民；相形之下，朱元璋的做法颇不高明，为子孙万代着想的户籍制度，因为“路引”一项，而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