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无品”芝麻官，却把整个人生都奉献给了群众。

他不求回报，月工资不足千元，却经常资助困难群众。

“公道清白，决不当瞎窝书记！”是他的口头禅。

长期工作积劳成疾，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他却一扛再扛。

生命最后时刻，他最挂念的还是村里的事。今年2月，界首市王集镇朱庄村原党总支书记鲍振平，因长期劳累，延误治疗，不幸身患脑椎动脉堵塞，经抢救无效去世，走完了60年的人生旅程。

带领村民致富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鲍振平心中燃起了“全村致富梦”。

鲍振平根据本村特点，动员群众种胡麻，做起了胡麻生意，很是挣钱。上世纪90年代，鲍振平引种了畅销的烟叶、薄荷等经济作物，并投资修建了烟叶烤房，购置了熬薄荷高压锅，供群众烤烟叶、熬薄荷，为群众增收提供方便。

2001年，经过考察，鲍振平决定大规模发展延秋辣椒，自己带头筹资8000元购置辣椒种子育苗，提供给群众种植。   为解决群众资金困难，他又为50户群众每户协调了3000元小额贷款，建成了沿淇子沟占地200亩地、300个大棚的辣椒种植基地。

为响应界首市委、市政府号召，2012年，鲍振平在全市率先开展土地整村流转，成功流转土地3980亩，当年午季就使群众增收近200万元。

2013年夏收，合作社种植小麦增收的200多万元，全部让利给群众。

多方筹钱建“三桥”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村民购置的拖拉机、机动三轮车增多，淇子沟成了村民出行、运送农产品的一道“鸿沟”，修桥成了摆在鲍庄村干部群众面前的头等大事。

修桥，那得要真金白银，鲍振平犯难了。“就是砸锅卖铁，也必须修好这三座桥。”鲍振平斩钉截铁地说。

“我出资八千元，鲍庄在外面做生意的不少，大家都凑凑。”随后，群众纷纷站出来积极响应。

就这样，在1999年底，鲍庄村的第一座桥就横跨在淇子沟上。

2001年，鲍庄村农业结构调整，眼看着辣椒上市，运送辣椒必经陶庄桥的修建就成了当务之急。

“陶庄的杨修邦在外做建筑，听说干得不错，人又热心，跟他聊聊，兴许能弄出点眉目来。”于是鲍振平搭车去界首找他，听完鲍振平来意，杨修邦答应拿出20万元建桥。2006年，鲍振平又带领大家在王庄修了桥。

如今，三座桥依旧横跨在淇子沟上，沟通着村内村外的交通。

“先把钱垫上”

鲍振平经常告诉村干部，咱们要能吃亏、不怕跑腿，不能当歪嘴和尚，别把国家的好政策念歪了。

2013年度新农合筹资工作开始后，村民王登黎为了省钱，没有办理。当年5月，王登黎突然感觉身体不适，经检查为胃癌，在合肥住院治疗花了近五万元。苦于经济压力的王登黎没有办法，就去找村干部，想补办一个新农合手续，报点钱。

听到王登黎的话，鲍振平笑了，他从屋里拿出了一张新农合收据说：“你的钱，我都安排村里帮你垫上了。”王登黎这才知道，单鲍书记个人就垫了6000多块钱，而他只要拿着票，带着病历，就可以直接去办理报销。

拿着近三万元的报销钱，王登黎激动万分地说：“真没想到鲍书记替我们想的恁周到！”

不顾家的人

“在家里，他是一个油瓶子倒了也不知道扶的人。”说起鲍振平，妻子朱月华显得有点无奈，但无奈中又流露出一种敬佩。

鲍振平每天清晨4点起床，就开始谋划一天的事。天微亮，就到村里转几圈。碰到工作忙，早饭干脆就不吃了，一头扎进工作里。妻子朱月华说，土地流转那两个月，他的午饭几乎天天在村部吃方便面。

儿子鲍文文回忆说，父亲在致富上是个能人，敢想敢干。儿子也曾问过母亲，父亲那么能干，挣的钱都到哪里去了。母亲说，挣的钱确实也不少，但那样一个大大咧咧的人，能剩着钱吗？

一张空白体检单

临近2014年春节，鲍振平的病情愈加严重，在家人的劝说下，这才到深圳去看病。

腊月二十七深夜，鲍振平突然昏厥，被送到医院。

腊月三十，鲍振平被推进了手术室，但因延误，手术效果不理想。

术后第三天，鲍振平苏醒，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妻子拨通村干部的电话。电话里，他只断断续续地说些“修路、流转、富起来”。

正月初三，根据家乡风俗，家人忍着悲痛，租车送鲍振平回家。刚进入安徽地界，带着无限的眷恋，鲍振平慢慢合上了双眼。

家人在清理遗物时，发现鲍振平桌子抽屉里有一张空白的体检单。原来，在2013年6月份，鲍振平看村“两委”干部工作十分辛苦，就统一为村干部每人买了一份体检单，可是由于工作太忙，他一拖再拖，市体检中心的医生多次电话催促，都未成行。

如今，老鲍走了，这张空白的体检单还静静地躺在他桌子的抽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