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年前，国家让他编纂“阿富汗语词典”，后来国家忘记了这项任务。

车洪才先生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

外语辞书编辑室一位小姑娘，问他：“您要出什么书？”他说：“出一本词典，《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没听说过。”小姑娘摇摇头。“大概有多少字呢？”她又问。“两百多万。”车洪才答道。她惊讶地抬起头，赶忙去找编辑室的主任。

当编辑室主任张文英赶到时，车洪才把打印好的词典编写过程、体例说明的材料交给了她。她越看越吃惊，突然发现这本词典在商务印书馆是立了项的，但她却完全没有印象。最后她跑去资料室查档案，结果在一份1970年的档案中找到了记录：商务印书馆接全国辞书工作会议的指示，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时间是1978年。

被人遗忘的词典

车洪才的儿子车然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北京自家的客厅里，摆了一个占据整面墙的柜子。柜子很像是中药房里的药柜，上面有一个个的小抽屉，“往外拉能看到里面是一溜写满字的白色卡片，沉得要命。”那时候除了父亲没人能看懂上面写了什么，他也不知道父亲的工作跟这卡片有什么关系。

后来，车然又把这些卡片统统搬到了厦门，因为怕丢失不敢托运，只好每次坐飞机带一部分，“果然沉得要命，每次都超重。”

这些卡片是车洪才在30多年里积攒出来的，上面写满了普什图语汉语的翻译词条。这几年天冷的时候，已经退休多年的车洪才就会到厦门儿子家里住上几个月，没事的时候他打太极拳，陪老伴去海边或者干脆在家里看诗歌集。但大多数时候他都对着一台电脑，把卡片的内容输入进去。现在，这台东芝笔记本电脑是他的“宝贝”，里面存着他积累的包括5万个词条、合计250多万字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邻居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喜欢在院子里溜达、有点耳背的老先生即将完成国内第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但事实上，连出版社都忘记了这部字典的存在。

当初负责这部词典的编辑孙敦汉已经80多岁，他还记得当时有两个人脱产来编这个词典，其中一个就是车洪才。“当时没有规定期限，没人知道要做多长时间。”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使用，建国以来学习这种语言的不到100人，目前长期使用的也就30多人，集中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边防和海关等。“除了这些人，很少有人会用这本词典。”车然一直担心词典无法出版，他托人打听别的出版社，甚至考虑过自己出钱完成父亲的心愿。

“我不着急，这都等了30多年了。”车洪才说，“我心里有底，我编的东西的分量我知道。”

天降大任

在车洪才北京家中的书柜里，大大小小放着他在大使馆工作期间和各国政要的合影。书柜的最深处有一个16开的本子，封面用普什图语和英语写着“毕业证书”，是他在阿富汗喀布尔大学文学院留学后获得的，那里是他和普什图语最早结缘的地方。

1975年，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决定，准备花10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包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这是个非常光荣的事情”，1978年商务印书馆把《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交给了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工作的他，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是国家给我的任务，我出国所学的就是为了这一天。”

同时参与编写的还包括他的助手——从河北文化馆抽调来的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他们两人完全脱产编字典。老同学张敏则利用在国际台普什图语组工作的便利时常帮忙。

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经费。他们从国际广播电台借了一台普什图语打字机，先在纸上打普什图语，再换英文打字机敲上英文。后来两人想到用卡片的形式利于保存，宋强民就找到了当时西单二龙路街道办事处的一家印刷厂，厂里有一些不用的下脚料，他拜托他们把这些纸切成大小相同的卡片，于是就有了统一的格式：在15×10厘米的卡片上，先是普什图词语，然后是注音，下面是词性，最后是释义。

命运不受支配

编词典的工作繁琐而枯燥。他和宋强民长时间地闷在办公室里，只能听见铅笔“沙沙”写字的声音。因为过度聚精会神，眼睛会很疼，“像针扎一样”。碰到生僻的词汇，有时候一上午也编不出几个。车洪才觉得自己就像是电影《李时珍》里的人物，在经历一个漫长的而没有尽头的采药工作。

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

“那时的工作已经完成了70%，就快做完了。”车洪才对记者说。

突然有一天，院里的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把词典停一下，“让我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理由是“总该为院里做点事了吧”。车洪才临走前把装卡片的文件柜锁在外语系的办公室里，谁知道一锁就是20多年。

调研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984年的春节，他心想：“这回该让我编字典了吧。”

结果过完年他先是被要求组织开设广播电视的函授班——这一干就是5年，“赵忠祥曾是这个班的一员。”结束之后又被外交部借调去巴基斯坦大使馆，那时候他已经52岁。这意味着他要从教学工作转到外交工作，还要在当地学开车，每周都要穿上正装参加使馆的宴会。

而他的10万多张卡片还锁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办公室的柜子里。他对此耿耿于怀很久，后来在写书面材料阐述词典工作如何停止时，他写道：“被强行调动，这项工作由此搁浅。”

未完待续

“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拉开了对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战争的序幕，此后自杀性爆炸事件层出不穷，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反恐战争”的时代。由于长期在阿富汗作战，美国政府感到普什图语人才奇缺，还曾公开向全世界招聘既懂英语又懂普什图语的人才。

这时候，北京广播学院也恢复了对非通用语专业的招生，在家待了很久的车洪才被请过去教授普什图语。

此时中阿两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普什图语的需求很大。在甘肃，一个阿富汗人贩卖鹰隼，审判的时候没人懂普什图语，还专门从北京调了他的一个学生过去翻译；而一位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频道工作多年的领导，刚下飞机到了乌鲁木齐机场就被一群阿富汗人围住请他帮忙，因为他们不会填写出入境表格。

这让他决心把词典编完。2008年不再教书有了完全闲暇之后，已经72岁的车洪才叫上原来在喀布尔大学的同学、一起编过词典的张敏，作为共同的主编来完成这部词典。

为了能让出版社印刷，他们必须先把卡片上的词条输入电脑。张敏不太会用电脑，这事由车洪才来做。一开始总是出事故，不是忘记保存了，就是他的普什图文软件和系统不兼容。这个软件是他在瑞典一个阿富汗人创建的网站中找到的。

他还让儿子车然公司的员工帮忙，那时候刚好金融危机，员工闲着没事，4台电脑五六个员工轮流输入。“他们主要输中文和注音，普什图语还得他自己输，就这样他还不满意，嫌人家错误率高。”车然说。

又花了4年多的时间，到了2012年初，全部的初稿已经基本完成。车洪才觉得悬了30多年的心终于落定。

他另一个编词典的同伴宋强民2000年前就已经去世，但宋在美国的夫人韦力听说他又重新编写词典的事，还专门打电话过来询问，说出版如果需要钱，“我赞助！”她觉得丈夫一辈子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就没有白活。

已经77岁的车洪才说：“我不求名，不求利，到现在没拿到一分钱，完全是自己花精力在搞这个东西，评职称什么的都没用过这个，用不上。”

2012年4月，去商务印书馆的那天，是他30多年以来头一次回去，他洗好了头，套上一件棕色的皮夹克——这样显得精神，搭着公交就来了。儿子的担忧也并没有出现，张文英女士当场就表示她愿意接手词典。按照合同规定，词典将会在2014年年内出版，每千字稿酬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