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6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一位76岁的老人去世，他叫马胜利。不少市民自发地为这位曾被称为“国企承包第一人”的他送行。

人们大都记得他光耀的时刻，却似乎忘记马胜利退休后曾与妻女4人拥挤在两间陈旧狭小的平房、每月领130元退休养老金的艰难日子。

马胜利的辞世，也勾起人们回想起当年各个领域的“改革第一人”：年广九、鲁冠球、步鑫生、杨嘉兴……在那个启动中国大变革的岁月里，他们是改革的先行者、是时代的弄潮儿，甚至成为领导人的座上宾……

“第一人”和他们的起步

年广九和马胜利上一次出现在同一个场合，是2008年。当时广东一家媒体搞了个“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的评选，年广九和马胜利的名字挨在一起，前面是杨利伟、后面是柳传志。

1979年注册“傻子瓜子”，使年广九成为首位登场的“改革第一人”。这一年，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厂长鲁冠球开始生产汽车万向节。

其后是1980年，步鑫生出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1982年，刘永行四兄弟筹资1000元人民币，辞去公职到农村创业。

1984年，业务科长马胜利请求承包石家庄造纸厂。同在这一年，柳传志与其他10名计算所员工以20万元人民币创办了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即后来的联想公司。张瑞敏由青岛市原家电公司副经理出任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

1984年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年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被破天荒地提了出来。

1984年，杨嘉兴也成为企业负责人——温州环南机电厂的厂长。当他向温州几家银行申请贷款时被拒绝：国家银行没有向街道企业发放贷款的义务。两年后，他与另外7人集资31.8万元创办了第一家中国城市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

呛水的故事

1986年，年广九策划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有奖销售，头等奖是一辆上海牌轿车。“国务院忽然来文件，停止有奖销售。”年广九说。全国各地纷纷来退货，瓜子全部霉烂，公司亏损60万元。

步鑫生的厂子则在1984年埋下了隐患。当时浙江兴起了“西装热”，步鑫生一开始只想小试一下，搞个6万套的生产线，没想到一位厅长对他说：“你是步鑫生，要搞就搞全国最大的，起码30万套，三年后80万套!”

“是我顶不住压力。”步鑫生曾对媒体表示过对当年决策的懊恼，如果没有那30万套西装，此后的结局可能截然不同。生产线还没铺完，“西装热”早已烟消云散。加上当时国家出台了财政紧缩政策，生产材料全部涨价，衬衫总厂入不敷出。

1987年底，省里调查组来调查，次年步鑫生就因管理不善被免职。“我是从广播电台听到这一消息的。”步鑫生说。

鲁冠球在1983年对镇政府主办的万向节厂实施了产权改革，因此被誉为“中国产权变革第一人”。到1988年，鲁冠球以1500万元向宁围镇政府买断了万向节厂股权，使企业真正成为当时还颇受争议的私营企业。

这一年，“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成立，要“在全国承包100家造纸厂,打造中国纸业托拉斯”。

扩张，也是马胜利在石家庄失败的根本原因。1990年，他的企业已经亏损300多万元。

而杨嘉兴一生难忘的是，就在鹿城城市信用社开业前两天，当地人民银行派来两人下了最后通牒：“不准开业，否则后果自负。”

最后是由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给人民银行领导打了电话，指示要让杨试办信用社。

不了了之的罪名

1989年，年广九以“流氓罪”第三次入狱。

邓小平南巡时提出：“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因为这番话，年广九最终得以获释。

这前后的某年，成名后的杨嘉兴也被人“盯”上了。司法部门的领导找他，让他交代贪污事实。“我说你们随便查，你们查出我贪污一分钱，我愿意坐十年牢。”查案后，贪污一罪不了了之。

1994年人们拆除了造纸厂门口“厂长马胜利”的铜字招牌；1995年，56岁的马胜利被上级单位的一句口头通知免职退休，全程不到5分钟。10年辉煌，弹指间灰飞烟灭。

1994年，由于一部分城市信用社在经营中出现问题，如管理不规范、不良资产比例高等，形成了很大的金融风险，国务院决定让地级城市陆续开始在城市信用社基础上组建城市商业银行。

杨嘉兴说，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舍不得的”，但终于无法抗拒。随着第二年温州城市信用社组建为温州市商业银行，杨嘉兴进入环保纸张行业。

1994年，鲁冠球闭门三天，写了一篇题为《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的文章：“部分农民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负载的历史使命，仅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环中……这其实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显然，我们今天需要一次彻底的决裂。”

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乡镇改革第一人”天津大邱庄禹作敏因包庇手下、暴力抗法，被逮捕并判刑20年。

就在禹作敏被判刑的1994年，鲁冠球的万向钱潮在深圳上市，成为中国首家上市的乡镇企业。

这一年，年广九与第二任妻子对簿公堂，主要发生在长子、次子之间的内讧愈加复杂。2000年，年广九突然决定将“傻子瓜子”一股脑儿全部卖给了两个儿子，自己前往郑州开厂。但他希望藉此让两个儿子和好的愿望并未实现。两个儿子仍各自为战。

30年后的希望

2005年11月，年广九的长子年金宝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再次导致家产争夺之战。

谈话中，年广九并不愿意提及这段伤心的往事。现在，他将郑州的生意交由第四任妻子打理，自己守在芜湖和平广场的店面里，每天下午去澡堂泡澡听评论。这个店每天的销售额是5000元。

临终的前几年，马胜利在放着七大皮箱荣誉证书、挂着无数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的石家庄栗新小区内读书、写作、养鱼、种花、带孩子。

步鑫生也不断创业，接手了一些亏损企业，也打造了一些品牌。但终归再没达到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

2008年、2013年先后罹患肿瘤切除肝脏、脾脏后的步鑫生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还想再起步。如今，80岁的步鑫生仍在上海，每天读书看报，偶尔出门会友，他不愿意回到海盐，因为“那里是我的伤心之地”。

只有鲁冠球，出现在习近平2012年访美的商业领袖名单中。201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鲁冠球父子资产207.4亿元，名列第29位。

但杨嘉兴的民营银行梦从未间断。其实早在2012年的秋天，他就开始递交民营银行申办材料，没有结果，当时杨嘉兴也曾打算彻底放弃，是“金融国十条”重新燃起了杨嘉兴的希望。

2013年秋天，银监会要在温州设立民营银行的消息传开后，68岁的他当即对媒体表示：“即使只有一个名额也要争取。”

如今半年过去了，他开始觉得力不从心。

“不搞了，以后再也不弄这个事情了，彻底失望了。”杨嘉兴说。

杨嘉兴甚至觉得“可能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实现了。”但他坚持认为，“民营银行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只要能加强监管、控制风险就行。”

新年伊始，杨嘉兴似乎真的打算当一个闲人。他的公司不搞了，手机经常落在孙女家，也很少接受来访。可被问及是否打算彻底颐养天年时，他犹豫了一下说：“还想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