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条例明确提出，六种情形人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其中包括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1月16日《新京报》）

此次中央首次明确裸官不得提拔，既是对“裸官”现象的高度重视，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制度补缺，其全国层面的统一规定更具特殊意义。不过，相比于“不得提拔”而言，如何防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裸官“一裸便现形”，是当下必须重视的问题。

是自己申报，还是组织核查，如何防止作假，如何确保真实，都离不开相应的配套措施。若是官员早已成为“裸官”，但组织上和外界都浑然不觉，那么“不得提拔”的限制作用就很难发挥。对于外界来说，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依据。在官员财产等其他情况都无以实现公示，其家庭情况也未必十分清楚，对官员的监督还缺乏有效性的语境下，要实现“一裸便现形”并不容易。现实中，一些“裸官”早已经留好后路，并准备一走了之，但监管似乎并没有任何警觉，以至于官员失踪日久，才发现其早已成为“裸官潜逃”。

自然，“裸官外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一些贪官从裸到贪再到逃，应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何以未能被及时发现而“露出马脚”？很显然，若是没有“一裸便现形”的后续性管控，那么“裸官不提拔”的制度善意就会成为摆设。相比较而言，这才是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之所在，也是今后治理裸官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