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我们一家经历了“闯关东”的艰辛，辗转回到了故乡。老屋早已卖给族人，我们只得暂时寄居在村东头一处闲置的土坯房里。没有地种就没有粮食，一切靠亲戚和乡邻们周济。

度过饥肠辘辘的夏秋，转眼到了“冻死叫花”的腊八。初七下午，母亲就开始张罗。她抖搂干净一个粮袋儿，又抖搂干净另一个米袋儿，小米、玉米、高粱米只凑足了两碗。母亲用无奈的眼神一一扫过我们姐弟五个蜡黄的小脸，叹了一口气，对父亲说，“要不你再去……”父亲断然拒绝，“平日大家已经帮我们不少，况且人家的日子也不宽裕，怎好再开口。就熬稀饭吧。”母亲扭过脸不再吱声。

“他婶，在家吗？”奎大娘端着一蓝花碗花生米笑盈盈走进来，“过腊八了，自家种的，还存着点，给孩子们解解馋。”我的眼一下子亮了许多，那花生米粒真大。母亲摸摸头巾，“你总惦记着我们，真不好意思。还不快谢谢你大娘。”“干啥呢，一家人还见外。”奎大娘一边走一边摸摸我的头，“这小子，就是讨人喜欢。”

我们用感激的眼光刚送走奎大娘，虎婶子怀里兜着东西又进了门，“嫂子，今年树上结的枣不多，也没放好，别嫌少。”母亲用手背抹抹眼角，“多少都是你的心意不是！”“谢谢婶子。”这次，不等母亲吩咐，我高兴地跳过来接着。那枣红得像宝石。我馋得咽了口唾沫。“就你鬼。”虎婶子戳了一下我的脑门。

“姐，”小姨竟然走了五六里路送来一手绢红豆，一手绢杂豆。“小妹……”母亲哽咽了。

当晚，母亲把米下锅，熬了一口八印大锅的腊八饭。

第二天一大早，我吃了三大碗腊八饭，最后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母亲瞅着我，眼圈红红的，一个劲地说，“慢点，别呛着。”父亲最后插嘴，“老五，吃饱腊八饭，按习俗要到外面拉巴拉巴（土话，就是走倒八字步）。”

我高兴地一溜烟儿跑到大街上去拉巴。小伙伴们见我这样走路，都笑我这是吃饱了撑得。我赌气跑回家，正听到母亲埋怨父亲不该让我去拉巴出丑，父亲却说，“你懂啥，我这是让孩子告诉大家我们吃饱了。大家别惦记着了。”

母亲眼圈又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