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在他老人家离开我们37年后，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他。但是，除了敬仰和追忆，这些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以讹传讹的误读。从衣食住行到个人财产，从性情到健康，各种真假难辨的说法在流传。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秘书长黄建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痛心地说：“这些漫无边际的造谣诽谤，给主席的名誉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

卫士周福明，管家吴连登，警卫孟进鸿、王明富，保健医生王鹤滨……他们跟随毛泽东多年，在他们眼中，毛泽东不仅是领袖，更是亲人。面对流言和误读，他们比谁都气愤、都痛心。在吴连登看来，“之所以谣言四起，还是因为一些人对主席不够了解。如果大家知道主席平时是怎么过日子的，这些谣言将不攻自破。”

生活篇

一怒之下搬到游泳池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从西柏坡进京后，毛泽东先是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8月23日搬入中南海。此后，他先后在丰泽园菊香书屋和游泳池居住了很长时间。坊间有猜测，是不是这两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神秘之处？

作为贴身卫士，周福明向记者讲述了真实情况。菊香书屋有北京内城的最后一块耕地，主席觉得整个环境很像他韶山老家。

1966年上半年，中央办公厅趁主席离京外出考察期间，对紫云轩进行了一次维修。主席回国后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大为不悦，一段时间后便搬到旁边游泳池的更衣室，再也不肯回来了。更衣室很狭小，条件差，并不适合作起居室，主席却说：“太小了怕什么，只要能摆个床铺，有张桌子、有把椅子不就可以了嘛。”最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只好将游泳池的小传达室布置成主席的卧室，将休息大厅改成书房兼会客室。

并非顿顿离不开红烧肉

也曾有大量文章提出毛泽东顿顿饭都离不开红烧肉。吴连登说，这是对毛泽东饮食的误解。

我们每个月一般安排主席吃两三次红烧肉。平时他吃杂粮、青菜比较多。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由我来定。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他却说：“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

财产篇

工资经常不够用

现在回想起来，吴连登觉得给毛泽东当“管家”时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很多人不信，国家主席还这么紧张？”他甚至听到一种说法——1961年时，毛泽东一个月的伙食费开支是654.82元，相当于50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伙食费。“这都是胡说！”

我记得，毛主席原本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每月610元。1958年之后，国家遇到了困难，他就带头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前，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

这404.80元里面，每月的固定开销就有200多元：党费10元；房屋以及全套家具的租金84元；(李敏、李讷)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个姐姐也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还有冬天的取暖费30多元。

除此以外，主席还有几大开支：

一是吃饭，全家人每月在这方面要花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钱。有时请一些民主党派的朋友吃饭，比如黄炎培、章士钊等，也是主席自己掏钱。甚至去外地出差，不少人觉得能请主席吃顿饭是莫大的荣幸，但我过后都会把饭钱补上。这是主席的硬规定，没人敢违反。他说，如果他走到哪里都付账，下面的人谁也不敢吃饭不付账。

二是烟和茶，烟每个月要花将近100元，茶要花几十元。主席在外面开会，我总要带着茶叶去。如果没带，就算是在大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临走前也要付给他们2角钱。

工资和江青AA制

江青的工资也是我管，每个月243元，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我叫二号账，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也就是现在说的AA制，这是主席交代的。所有的采购花销由我来办，晚上回来记账，从牙膏、手纸到菜钱，每一样都要详细记录。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每个月要在这些账本上签字，然后定期拿给主席看。

安保篇

警卫团除了保卫 还有更重要使命

曾经有人对毛泽东身边有百十人的贴身警卫提出意见，认为他“搞特殊化”。对此，警卫团成员、毛泽东警卫王明富非常无奈，他告诉我们，设立警卫团绝非仅仅为了保护毛泽东，还承担了更重要的使命。

其实，保卫主席安全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项主要任务是回各自的老家搞调查，成为联系群众的桥梁。这样主席就能及时、全面掌握全国各地的经济建设情况。调查一般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派谁走，什么时候走，都按主席的安排执行。有时候是大部分人都撒出去，到全国各地调查，只留少部分人在家当警卫。调查的内容是走亲访友，了解家里有没有吃的，公社化搞得怎么样，对干部有什么意见等，了解情况后回来写一份报告，随时等待被主席叫去汇报。

健康篇

病痛中看电影转移注意力

从1970年开始，繁重的工作令毛泽东的身体情况急转直下，肺炎、心血管疾病缠上了他，但他每天都在病痛的折磨中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至今回忆起来，周福明仍十分心疼。

主席特别难受的时候，坐那看书，脸上的汗就直往外冒，这说明他心脏或者哪里已经很不舒服了。我们就问他：“主席，是不是让大夫给您看看？”他说：“不用，没事，看看电影。”我们工作人员就赶快架机器。美国有个电影叫《出水芙蓉》，主席非常喜欢那个片子。这样一转移了注意力，他就可以喝口水、抽口烟，跟边上的人聊聊天了，身体也舒服些。

1976年6月，主席因心肌梗塞已被抢救过一次，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凌晨时分，大地突然颤动起来，泳池卧室的门窗玻璃“哗啦啦”地响个不停，地下也有拖拉机般轰轰的响声，主席的病榻摇晃不止。工作人员冲进主席的房间，找到一个大被单，几个人拉住四角，罩在主席的床铺上面。我冲到床前，抱着主席的头，弓下身挡住，以防止掉下东西砸着他。天亮后，我们发现中南海东八所的几段院墙和围绕中南海的大墙多处震倒，少数房子被震塌。经医生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把主席用担架转移到抗震能力很强的202别墅。

搬进202别墅的当晚下大雨，又有较强的余震，但室内几乎没什么感觉。主席醒来执意要回泳池的老住所，但得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后，他显得无可奈何，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既然是常委们的决定，只好如此。”43天后，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202别墅病逝。

性情篇

该发怒时就发怒

在世人眼中，毛泽东庄重严肃，举手投足间都是领袖气度，但身边工作人员知道，他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真性情。

周福明也回忆说：主席也有不高兴的时候，对我们从不掩饰。他有个口头禅——“多此一举”。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一伙在会议上的突然发难激怒了主席。以往都是我负责搀扶主席，那天会议一结束，我马上迎上去，刚要搀扶就被主席甩开了，“多此一举！”他满脸不快地说了一句就走了。

还有一回让我印象深刻。丰泽园菊香书屋的北边，沿着中南海有一条马路，常有汽车经过。每次主席睡觉，我就偷偷通知警卫值班室立个小牌子，禁止车辆通行。一次，主席问：“我睡觉，你干什么去？”我随口答：“去通知警卫值班室。”主席警觉起来：“我睡觉告诉他们干什么？”我只得讲真话。“多此一举！”主席严厉地批评道，“以后再不许你去。这是干扰群众！”他生气时还是很吓人的，但他自己又没放在心上，再见到你时会说：“昨天把你吓得屁滚尿流吧？”然后自己先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