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买个房子实在不是个值得夸耀的事。

民国时的教授，不少人钦佩和羡慕。学识高地位高收入丰。拿鲁迅先生来举例，人人都知道鲁迅写稿、当教授收入颇丰，但鲁迅究竟有多富呢？有人说鲁迅是“百万富翁”， 因为从鲁迅日记的主要内容所记录的收入情况来统计，从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到1936年去世的24年间，总共收入12万多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480万元。

那么，对于他来说，买所房子应该轻而易举。因为假如他挣的每一块钱都能存起来的话，像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那样的四合院，一年下来轻轻松松能买好几处。但鲁迅跟许广平在上海定居了好多年，也是一直租房。

租房客不止鲁迅一个人：蔡元培回国以后一直租房；北洋军阀时期的海军上将萨镇冰就任期间一直租房；冰心的爸爸、海军部次长谢葆璋在北京租房租了十几年，后来去上海定居，仍然是租房子……

民国名人的“房事”很精彩，有很多故事都出人意料。

比如，徐志摩跟陆小曼婚后在上海定居，一直租房住。当时徐在三所大学教书，月薪高达600块大洋，攒上几年，都够给一所花园洋房交首付了，可他就是不攒。在上海租别墅、雇女佣、叫堂会、开party，陆小曼还抽大烟，始终都不去买房子。为贴补陆小曼的开支，徐志摩还做过房产中介。当时做房产中介是很有赚头的。房东电话一存，租客电话一打，路一带，佣金月租一半，相当于如今1000块人民币，不还价。

而江淮的民国名人也是租客群里的一员：合肥人段祺瑞下野以后一直租房；胡适把买房的钱用来资助年轻的作家，换取敦煌的文物；张兆和与沈从文的婚房也是租来的小院；连稿酬很高的潜山人张恨水也只是买过四合院，其中一所四进四合院还因为储蓄被卷跑，最终卖掉……

可见，买房对他们来说，是件易事，却不易做。

1 段祺瑞

民国总理愿当“租房客”

合肥人段祺瑞身为北洋军阀的巨头，一生为官清廉如水。1926年6月，段祺瑞欠黎元洪7万元，后因无力偿还被黎告上法庭，这件事足可说明段祺瑞在执政期间确实是一名清廉的官员，没有多少家财。

别人送他“六不总理”的称号：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

作为皖系军阀首领，他没有购置过一处房产和地产，甚至连合肥老家也没有一处住房，他在北京一直是租着房子生活，直到袁世凯以送套房子给他义女的名义(段祺瑞在原配夫人过世后，娶了袁世凯的养女张氏为妻)，给了段家一栋房子。

可是，这栋房产的原房主是与袁世凯打牌输了40万大洋，才把房子抵押给袁世凯的，可没给房契。等袁世凯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段祺瑞见人家手中有房契，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这栋房子只住了两年。

段祺瑞的部属、学生，想到自己都有房子，惟他老是借住人家的，觉得说不过去。原拟集资代买，后来演变成了代建。房子建在北京的吉兆胡同，建筑费用大超预算，差点成了烂尾楼。建成后，府学胡同的房子（系袁世凯赠送）便物归原主了。

后来，张作霖和冯玉祥拥戴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秘书厅就设在吉兆胡同房子的前院。据说解放后周恩来出面以两套四合院加每月100斤小米的代价向段家置换了这套房子。这事后来成了糊涂账。当年的“老段府”成了今日的总参大院。《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夏雨演的马小军就住在那儿。

在下台之后，段祺瑞到天津之初，住的是他的部下魏宗翰的公馆。因为经济来源减少，他一改从不管家的习惯，亲自过目家中每日的账目。为了减少开销，段祺瑞在英租界47号路租了一套费用较少的住宅。他的每日三餐基本都是米粥、馒头、素菜，四季衣着全是布制，他和夫人姨太太们经常要亲自做些简单的家务。

公馆的规模也缩小了，厨房里人也少了，当差打杂的加上看门的，不过十来个人，原来太太小姐们每人屋里三四个老妈子也压缩到一两个。直到后来，除留下继妻张氏在身边外，其他姨太太都遣返回合肥老家，以减少开销。

当时，家里时常出现揭不开锅的窘困局面，多亏段祺瑞的一些老部下自愿轮流为段站岗放哨，帮助处理些杂务，这才使得公馆中不至于到了黄叶满阶无人扫的地步。

后来，蒋介石派吴忠信（国民党皖籍要员）去天津拜访段祺瑞，送去两万元生活费。移居上海后，蒋介石更是经常赠送巨款，保障段祺瑞全家的日用开销。这些钱对于捉襟见肘的段祺瑞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也让他加深了对蒋介石的好感。

有了蒋介石每月赠送的生活费，段祺瑞不再为开销担忧，每日在公馆里下一盘棋，其余时间不是诵经便是读书。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他下野前，在天津购置了一处商铺和一处别墅，只不过没用他自己的名字，用了他们家亲戚段芝贵的名字而已。

2 胡适

一生没有置下不动产

胡适先生租房子住的情况，他的老乡兼亲戚石原皋曾做过统计：在北京，先后租房多达五处：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钟鼓寺十四号、景山大街陟山门六号、后门米粮库四号、东厂胡同一号。

“钟鼓寺的房子是寻常老百姓家，陟山门的房子却是官僚政客的公馆了。房子宽敞很多了，庭院也大，气派也两样了，有长廊，厨房中有机井。林家原有的家具陈设及皮沙发等，出了顶费全部买过来了。”而后门米粮库四号的房子，比陟山门的房子更大，有一个大庭院，院中有树木，有汽车间、浴室和卫生间。当时，徐悲鸿、徐志摩等朋友，都是这个时期住在他家。

在上海，租住静安寺极司非尔路四十九号甲。

“胡适从海外讲学回国，他也不能回到北京居住，于是江冬秀同两个儿子迁到上海，住静安寺极司非而路四十九号甲，为一楼一底的小洋房。胡适藏书多，所以房子要大。他的藏书没有搬到上海，佣人也没有跟来，一楼一底的小洋房也够住了。何况上海是寸金之地，房租贵。当时胡适的经济情况，还住不起花园大洋房。 ”

那么，如果胡适想买房，他的收入够吗？

他给商务印书馆办的刊物写文章，千字3块大洋到5块大洋，假如他每天写篇千字文，一个月下来至少挣到900块大洋。他在上海的中国公学教书，月薪600块大洋，后来去北大当教授，月薪还是600块大洋。此外，还在“中国文化教育基金会”（简称中基会，负责监管和分配美国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一个基金管理机构）里做过董事，另外还做过驻美大使，国民政府每月发给他1200块大洋的工资。

从驻美大使职位卸任后，至少有20所美国大学请他做教授，他去了年薪最高的芝加哥大学，一年能挣上万美元。那时候，上万美元相当于4万块大洋。

光凭胡适在芝加哥大学教书，三年的年薪就能回北京买一座王府。但是，胡适始终没有在北京和上海买房。他把买房的钱省下来，买书，买画，买敦煌卷子，资助学生，资助沈从文等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资助社会研究和野外调查。

1957年11月4日，在台湾的蒋介石发布命令：“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呈请辞职，应予照准。此令。特任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此令。”

胡适参加完院长就职典礼后，又返回美国处理私人事务，直到11月5日才回台北正式定居，住进“中研院”为他特别修建的院长住宅。其实早在1956年，胡适就有返台的想法。胡适当时的设想是在台北南港借一块地，他自己出钱盖一所小房子，利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丰富图书，在有生之年完成《中国思想史》、《中国白话文学史》。

蒋介石得知后，表示愿意将自己《苏俄在中国》一书的版税拨给胡适在南港盖一所房子，胡适自己不用出钱。1957年冬，因胡适已应允出任“中研院”院长，台湾“行政院”便在蒋介石版税的基础上追加预算20万元，在南港为胡适专门建造了一所住宅。

胡适在南港的这所住宅是一栋平式小洋房，占地165平米。有书房一间、客厅连餐厅一间、卧室两间、客房一间。此外还有厨房、配餐厅及佣人的小房间。胡适对这座房子有三点不满意：一、书房是格子窗，像监狱一样；二、潮湿，东西容易发霉；三、昏暗，白天也要开灯。尽管有些不满意，但与在美国的流亡公寓生活相比总算是有了一个幽静的读书做学问的环境，所以胡适也就欣然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