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在中国的热度一直未减，一方面说明各地文化保护意识确实增强了，另一方面，是受“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一发展观的影响。一旦申遗成功，知名的文化遗产会多一个标签，不知名的能借机大肆宣传，包装出旅游项目，招商引资、圈地开发接踵而至，带动就业，拉动经济发展，地方GDP也会多一些好看的数据。

然而，这看似有多重利好的申遗，其实隐含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现实。日前，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国际组织中国区主席陈平做客“金沙讲坛”，讲述“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她透露，为了申遗，全国各个地方每年总共要花大约3亿元。平心而论，从全国角度来看，3亿元并不算多，但如果结合申遗的成功率来看，也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各地的申遗过程中，也不乏一些拍脑袋决策、为申遗而申遗的情况，结果就只能是劳民伤财，甚至为腐败寻租创造了机会；还有一些地方，为了增加申遗的成功率，削足适履，进行所谓的“保护性拆除”，事实上往往对文化遗存造成了巨大破坏。4月发生的西安兴教寺拆除事件，就属于后者。

如果把申遗的目的分成“术”与“道”，我认为，申遗的眼前利益，如地方文化知名度，对旅游开发的助力，官员的政绩和百姓的实惠，这些都是“术”，追求“术”应该，但要量力而行、顺势而为，“为赋新词强说愁”只能适得其反。而放长眼量，只有以文化保护为旨归的申遗，才是世间大“道”。文化虽然并不直接带来利益，但没有文化的民族，永远是贫乏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