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端午假期到来，延安城管跳踩商户头部事件逐渐告一段落之际，一篇名为“致广大关心‘延安5·31事件’网友的一封信”的网帖，再度引发激烈争议。作者以被踩头者刘国峰的口吻，称“我也有一定责任”，希望“不要因为这样一个特殊事件否定延安革命圣地的形象”。而6月12日，刘国峰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信不是我写的，不代表我的意思。”并称身旁有延安市城管局安排的专人陪护，“不方便多说”。（6月13日 《城市信报》）

仅从刘国峰前后表态的矛盾，我们很难直接认定这封信的真实来由，是发自肺腑的表达，是受到了直接威胁，还是没有直接威胁但为了生存的妥协之声，抑或根本就是代笔？每一种可能都对应着公民对于自身权利的某种看法，也对应着公权部门对权利的态度。无论如何，当刘国峰用矛盾的说法回应舆论时，他的分裂，与其说是在捍卫权利时的无所适从，不如说是城市割断了他的期望，割断了他以最直接、最无所顾忌的姿态捍卫权利的可能。他的身不由己、欲说还休，正是权利无法避免侵害，也无法在侵害后完整捍卫的真实表征。

刘国峰成为暴力执法的牺牲品，如果说真要强调城市形象，那最好的公关，就是让他自由表达，让他说出自己的想法，让他以在场者的身份谈谈这个城市的管理。如果他真能够无所顾忌，以弱势者的身份持续发声，捍卫权利，城市形象自然也会重构；如果他的表态背离了常识，如果他的言说呈现出难以理解的不自洽，他行使权利所遇到的障碍，已经昭然若揭，这时候奢谈城市形象只会适得其反。

最好的城市形象，不是别的，正是权利的完整性，以及遭受侵害后救济机制的顺畅。人们不需要顾及今后生活是否平静，不需要顾及个体维权力量的微弱，不需要顾及以临时工的方式转移责任，总之，权利受侵害了，就奋起抵抗，环境不需要你考虑太多，为自己权利代言的成本很低，这才是理想状态下的城市形象。

事情发展至今，刘国峰案应当做城管执法病灶的标本，而这封突兀的道歉信，也当成为审视权利生态的标本。当权利遭到恶劣伤害，公民却撇开偏见为城市形象致歉，不管他背后有着实在的威胁，还是为了生存的一种妥协，这背后都隐喻着一种不自由的权利表达和诉求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