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能吃得饱,却从未放纵过自己的味蕾;他们能穿得暖,却从未轻易增添一件新衣;他们没有一纸文凭也没有过硬的技术,但凭借那一双布满老茧的双手,却依然能够寻得一份挣钱的机会。和往年一样,他们总是将新工作的选择放在体力活的工种上,他们总是说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能够有文化。
每年新春总是招聘求职的季节,近日,记者特别跟随农民工朋友以感受他们的“五味”求职路。
★五味之酸:
一听“你在他乡还好吗”就想哭
★人物:闫家胜
★年龄:45岁
★籍贯:长丰县下塘镇
★求职心愿:今年我不想再离家
“我今年45岁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闫家胜曾经接受过记者的采访,再见时轻松地拉开了话匣子。
记者刚一提到“农民工”三个字,闫家胜就把话抢了过去。他说,自己的农民工“工龄”已经有13年了。现在家里的地被征收了,出去打工成了唯一选择。闫家胜告诉记者,打工确实比种地挣钱多,按照他现在的技术已经算是“大工”,一天最低能拿180元。
闫家胜也告诉记者,打工这些年,最让他难以忍受的就是在深圳和青岛的时候。离家太远,回一趟家路上就得花大半个月的工资。一是舍不得钱,二是想老婆孩子,一到晚上要不就喝点酒,要不就是和工友打打牌。总之,尽量不让自己静下来“胡思乱想”。
“‘你在他乡还好吗?’那歌你听过吗?年轻的时候最怕听这个,一听就想哭。”闫家胜告诉记者,自己今年不想再离家,以前的老板告诉他今年在合肥就有活,不需要再去外地打工了。
★五味之甜:
家门口就能找到适合的工作
★人物:尹有道
★年龄:38岁
★籍贯:稻香村街道杜岗村
★求职心愿:
从农民工变成真正的技术工
2月22日,合肥市蜀山区人社局和井岗镇政府联合举办了蜀山区“春风行动”新年首场招聘会。
期间,记者也跟随稻香村街道杜岗村的市民尹有道前去感受了一下,尹有道告诉记者,他过去搞过拖拉机修理,也在路边店维修汽车,这次他准备和一家4s店签订用工意向,月薪达5500元。
“我们不能和瓦匠他们比,他们一般都是跟一个老板,活由老板找好后跟着去干就行了。我们只能自己一家一家地去找,如果不是政府办这样的活动,我要找活也很难。”尹有道坦言,往年农民工找工作不容易,只能一边找一边托亲戚朋友打听。
采访过程中,尹有道还特别希望与其他农民工分享他的经验心得。他说,既然是农民工就不能够再把自己当农民了,必须在打工的时候多学技术,提高自己的能力找更好的工作。
★五味之咸:工作经验总是成为拦路虎
★人物:王建
★年龄:25岁
★籍贯:蚌埠市怀远县
★求职心愿:给年轻人积累经验的机会
见到王建的时候,他正在合肥市人才市场的信息栏前边看边记录。王建来自于蚌埠市怀远县,今年刚刚25岁,才工作一年时间。
小王告诉记者,他的工作是与模具制造有关,现在的月薪是1200多元。之所以决定重新选择工作,因为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管理和前景更规范的企业平台。
“合肥的模具厂小型的比较多,大型的很少。刚才看了几家,和以前应聘的时候一样,对工作经验的要求比较高。就是这个原因,我去年才不得不选择一家不大的工厂,一边工作一边积累经验。”
“没有人一上来就有工作经验的,我非常希望一些大企业能够给年轻人机会,哪怕工资少一点。”王建说,他身边的朋友很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直到招聘会结束,王建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五味之鲜:工作好找,六七十岁也赚零花钱
★人物:张淑英
★年龄:66岁
★籍贯:
南岗镇瓦屋村大塘组
★求职心愿:
给子女们减轻生活负担
同样,在合肥市蜀山区“春风行动”新年首场招聘会上,记者发现,除了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和大姑娘,竟然还有不少六十多岁、甚至七十多岁的应聘者身影。
在现场,66岁的南岗镇瓦屋村大塘组低保户张淑英和67岁的刘家涛在同一家饭店找到了工作。每月1400元,提供住宿和中晚两顿饭。“我们年纪大,无文化,也只能打打杂,有一份自己能干的工作不错。以前像我们这年龄找工作想都不敢想。”
在找工作的队伍中,记者还看到不少带着孩子来应聘的女士,35岁的陆中霞女士带着儿子刘志新来到招聘现场,她对记者说,“我前两年都在上海工作,每月的收入有5000元上下,现在为照顾孩子和家庭,我不得不回来打工,孩子不能长时间离开母亲,这不利于孩子成长。在本地虽然只能找到2000多元的工作岗位,但为了家庭和孩子,只能如此,今天签了两个意向合同,看情况决定工作走向”。
★五味之苦:一年累到头最怕领“白条”
★人物:储存松
★年龄:62岁
★籍贯:六安市金寨县
★求职心愿:干一个月活结一个月的钱
“最怕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结果只拿到一张老板打的‘白字条’。”2月23日,来自金寨县的农民工储存松特地赶到合肥的一场招聘会现场,希望碰碰运气能找个理想的家具制造工作。记者跟随他转了一个上午,询问了近十家相关企业,然而储存松始终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
“你想想,你在一个公司里干了一年。到快过年的时候,哪些钱给小孩交学费,哪些钱给父母、老婆、小孩和亲戚买些礼物,这都算好了,结果老板跟你说没有钱,只给你打了个‘白条’。这样的感觉心里有多苦?”储存松告诉记者,找工作的时候不但要看企业给你开多少工资,还要看到这个企业的实力怎么样,能不能到年终的时候兑现你的血汗钱。
“2005年的时候,我在沿海那边跟一个包工头干了快一年,每个月他以各种理由只发几百块钱的生活费,总是承诺年底一次性结清。最后,我只拿到了一张‘白条’,再到后来这个包工头的电话也换了。找工厂要钱,工厂说钱早就给包工头了。虽然现在政府都想各种办法保护我们农民工,帮我们讨薪,但是这种事情摊到谁的身上,也别想过个好年了。”提及自己曾经的遭遇,至今储存松还深感愤怒与无奈。
就在记者发稿前,储存松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他已经找到了一家大公司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