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南山区前海学校每个班上有两名学生，他们观察同学情绪变化，然后向老师提供情报。（10月23日《南方都市报》）

提起学生情报员，相信多数人并不陌生，只不过标签化地将这类老师的心腹称为情报员是有一些新鲜感。这种场景或多或少地残存在学生时代的记忆里。在一条暧昧的秘密战线上，活动着学生情报员的身影，他们可能是和“你”抢零食的亲密朋友，也可能是和“你”闹别扭的同桌，更有可能直接明了的就是班干部。“你”除了因为自己的小秘密被老师了若指掌而感到莫名其妙、惶恐不安之外，毫无办法，直到多年以后的同学聚会上被烂醉的某某酒后吐真言，方才恍然大悟。

自古以来“告密者”在一个群体中角色很不光彩，而将告密形成制度，则更无异于在人群中放置了一枚“炸弹”。诚如萨特所言“他人即地狱”，相信这句话能够被实实在在地印证。保护隐私权是人的天性，告密成制度，人人皆有可能成为告密者，那么防止隔墙有耳的成本将越滚越大，完全有可能超过情报员制度的初衷，超过这些制度正能量的一面。

笔者无意鼓励制度侵犯个人隐私，更不希望充满人治色彩的学生情报员以解决问题的名义或多或少地侵犯学生的隐私。笔者期望制度之善、政策之悯能够体量青春的萌动 ，年少的多愁以及少不更事的不羁。本该是恰同学少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纪，何必年少强说“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