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形势恶劣、美国“安全门”阻挠，仍然不足够给中兴三季报亏损17亿做足心理铺垫，A股龙头公司，全球电信设备前5坐席、兼具成长性与稳健的科技企业……光环与标签应声洒落一地。

偶像受挫，对普罗大众的中国高科技制造业并不是一个好的寓言。

首先，解剖一下中兴成长的“样本史”。业界长期以来赋予中兴的“弯道抢跑者”的美誉，中兴亦以此自诩，该名称的得来包含了中兴通讯过去十年在中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每一个“弯道”的准确把握——比如，2002-2003年前后，全球电信业遭遇“冬天”，中兴依靠两场赌局押宝成功，一场是政策怪胎小灵通，一场是被大多数人认为没戏的CDMA。依靠这两个弯道快跑，中兴在2002-2004年全球IT泡沫时逆市成长，并缩短了与华为的差距——这一轮扩张，其实是抓住中国本土移动用户爆发性增长的红利。

总的而言，中兴2007年-2010年的成长，来自于两类弯道，一是抓住亚非发展中国家市场移动业务普及的爆发期，二是欧洲3G向4G演进开放“升级性”机会窗，让更具成本优势的中国企业占优。

综合来看，中兴的发展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很同步，电信业是一个与人口红利密切相关的市场，中国的成本优势，以及上一个十年积累下来的制造业供应链条的优势，支撑规模经济有足够的底气，大的战略上判断正确，适当抓住机会窗，公司治理、技术跟随和市场运营不出大的差错，就有机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中兴就属于这种在能力上相对平均的中国公司，这样的公司还有海尔、联想等。

相比而言，另一家中国公司华为是中国企业的“异类”。虽然大方向而言，中兴、华为崛起的基本要素相近：中国的成本优势，尤其是研发成本的优势，中国本土市场规模的支撑，海外市场技术换代的机会窗，等等。但是两者的成长动力多少有些不同，以华为来看，它是一家除了依赖外生性动力——比较成本优势、市场替代性机会……之外，还更多依赖内生性动力成长的公司，比如2002年全球IT泡沫之时，华为就没有像中兴那样抓住中国小灵通、CDMA的机会窗而面临创业以来首度业绩下降的危险。可以说，华为2003以后的成长，更多来自于“强攻”，比如技术的强攻——豪赌WCDMA，以及市场的强攻——2005年率先攻破欧洲大门，进入电信业高端俱乐部。而所谓“强攻”的能力构建，更多是来自于企业内部，包括管理效率的提高，也就是华为数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强调的“人均效率”，在向爱立信、思科效率产出比靠拢这个问题上，华为CEO任正非已经到了喋喋不休的地步。与此同时，华为花巨资邀请IBM、合益等公司对公司内部治理、财务治理进行优化的努力也从未停止。这也使得今年以来虽然受到同样的外部环境压制，华为中报营业利润虽然下滑了20%，但仍能大体稳住阵脚，销售收入1027亿人民币，同比增长5.1%；营业利润87.9亿人民币，营业利润率8.6%。

从这点上而言，中兴通讯面临的问题对中国而言更具样本意义。当全球经济不景气带来了增量瓶颈，向规模要利润的时代已然过去，向管理要利润的时候到了。效率如何向欧美公司看齐一直是中兴的问题，以此轮危机前的2010年为例，2010华为净利润率12%，中兴为4.5%，中兴前两年在欧洲规模扩张加大了利润的压力，这是此次突然出现巨亏的主因。所以，对于中兴这样在上一个十年准确抓住机会的公司而言，接下来是要整固、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问题；而对于更多还未来得及抓住机会把规模做大的中国企业而言，难度不仅在于效率，还在于天花板下的规模难题。

内生性问题将决定中国高端制造企业的下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