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下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上尿毒症，透析仅半年，廖某就已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为了让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刻了医院公章，并用这个假公章到医院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7月12日《京华时报》）

廖某的诈骗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惩处，但惩处了廖某之后公民患大病得不到治疗的情况能够缓解吗？显然不能。

虽然在市场化运作下，医疗行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面对投入不足，资金短缺，医疗机构不得不首先考虑生存问题，因此以药养医、以器械养医成为医疗机构维持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这在客观上对医疗费用的增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廖某夫妇的悲剧只能说是不合理制度下一个畸形的缩影。而拿什么来拯救“诈骗救妻”的社会悲剧呢？

近年来，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迅速，已具备建立完善大病救助机制的条件。近年来，政府虽然在农村地区大力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城市大力建设城镇职工、居民医疗保险，但仍有部分城乡贫困人口没有医疗保险，并且即便是参保人员面对巨额的药费单也不能做到泰然自若。

廖某夫妻二人的苦情故事能够被新闻媒体报道出来，而又有多少贫困人口难以联系到媒体而苦苦支撑呢。由此，大病救助机制应该是医疗救助制度中的“兜底”制度。这一兜底的意义在于使贫困人口享受到公民应有的健康权和医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