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看报纸，到处都有招工难的报道，从现场上看，确实是“招工的比应聘的多”，尤其是沿海一些地方，众企业都铆足了劲儿开工，打算在新的一年大干一场。然而由于过节工人流失较多，如往年一样，今年许多工厂都遭遇了“用工荒”，即使大涨工资海派红包也难招满人。许多人选择留在家乡打工，工资大涨仍敌不过家乡就地择业。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至少2004年以来就屡见不鲜，却又是一个颇有意味的事情。第一，“用工荒”多发生在沿海地区，中西部相对少见，是区域性“用工荒”；第二，呈现在表面的是“用工荒”，其实细察会发现，是缺少电子、家具、制衣、玩具等企业生产线上的普工，而不是高科技、高附加值企业的高工，是结构性“用工荒”。

这就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随着产业的梯度转移，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在往中西部转移，在当地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部分地实现了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就业，留给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十分有限。而且，同样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沿海企业未必具有内地企业的招工竞争优势，看起来可能沿海企业开价相对要高些，但劳动者会考虑背井离乡、户籍壁垒等其他高昂的成本，两相抵消，再投奔沿海打工的热情必然大减。

第二，一场大规模的产业梯度转移还在进行当中，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未充分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而就在这个转移的过程当中，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很多农村人口“就近入城”。尤其是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战略出台，正在缩短平衡地区发展之间差距，中西部大中城市的发展机会也相当地多，并非一定要到沿海才有发展，这也是导致沿海“用工荒”的重要原因。

当然，由于中国多年实行计划生育，以及提前而来的人口老龄化，让我们很快告别“人口红利”时代，因此，“用工荒”看似是一个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如果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去理解，可以视为发展阶段分水岭的重要标识：一个标识就是“刘易斯拐点”来临，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一去不返，劳动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稀缺品，劳动力的价值要获得重新评估，就像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光劳动力是很值钱的，而且劳动者的地位和尊严也是很高的；一个标识就是“转型拐点”来临，劳动力的不可能无限供给，必然要求经济发展转型，要从低端的、粗犷的转型为高端、集约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这样，就需要沿海地区，甚至在不久的将来，中西部地区，都要“腾笼换鸟”，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因此，解决“用工荒”，从根本来说，就是解决好两个拐点问题，就“刘易斯拐点”而言，就是提高农民工打工收益的同时，解决好地位和尊严的问题，他们要能够获得城市人平等的待遇和公共福利，才会愿意扎根下来；就“转型拐点”而言，这个从中央到地方已经讲得很多，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业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