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对于帕慕克来说，是摸得着呼吸得到的，是一座“看得见的城市”。

“他在寻觅他出生城市的忧郁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将一个作家与他生长的城市联系在了一起。至少我们现在明白，一个作家的出生城市和这个作家是平等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写的是“都市童年”，但是，比起他的前辈本雅明来，帕慕克也许要幸运得多。

伊斯坦布尔作为一个地跨欧亚历经两大帝国的千年古城，它的交融冲突兴衰起落，在帕慕克身上激起的无疑是切肤之痛。“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它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它对我而言一直是一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让它成为自己的忧伤。”

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里，我读到了帕慕克在东西方夹缝中的那种真实的心态。有面对西方他者观看时的不安，也有对伊斯坦布尔集体乡愁的辩解。帕慕克看到了“呼愁”麻痹的一面，但他也认为：“‘呼愁’在贫困之时教人忍耐，也鼓励我们逆向阅读城市的生活与历史，它让伊斯坦布尔人不把挫败与贫穷看作历史终点，而是早在他们出生前便已选定的光荣起点。”正如帕慕克提到的，对于那些受西方文化刺激并接触当代世界的伊斯坦布尔作家而言，“除了‘呼愁’带来的群体感之外，他们也渴望蒙田的理性主义和梭罗的心灵孤寂”，也就是一种西方的个人忧伤。帕慕克无疑也是如此。但是，只要是身处东西方之间，那么———如何在群族共同体的归宿感和个体精神承担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文化出现落差时不陷入要么闭关自守要么全盘他化的悖论，这个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呼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全球化会消解“呼愁”吗？我想，答案在帕慕克的写作之中。

当然，《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远非只关大义的民族志，也不是供“东方学”解剖的乏味样本，它更是一部充满个人温情记忆的有趣的个人史。像帕慕克这样一个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并提的作家来说，忽略他笔下的细节是件无法原谅的事情。 邓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