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案是北洋时期最后一起司法大案，此次审判自始至终都在军政府的主控之下，正常的司法审判毫无开展的空间。此案的判决，不惟决定了李大钊之死，也是意味着北洋司法独立之死。

李大钊被捕

1927年4月6日清晨。北平东交民巷使馆区，路静人稀。

是日上午约10点，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和便衣侦探三百多人赶至使馆区。陈向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递交了一份警厅公文，有言曰：“近来，大批共产党员躲避在使馆区内”、“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这种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蔓延，必定损害外国人并破坏地方安宁与秩序”，所以，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抄查上述共产党人躲避处”、“请予许可”。（《京师警察厅致首席公使函》，1927年4月6日）

同日10点20分，欧登科代表公使团在公文上签字，并通知使馆界捕房：“有中国军警入界，勿得拦阻。”（《国闻周报》，1927年4月16日）

接着，中国军警按照事先画好的地形图纸，分别把守，“隔绝交通”。此次行动搜查的重点是苏联使馆的旧兵营，携全家躲避在此的李大钊等五十多人被捕入狱。

被判处死刑

李大钊被捕后，由于他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教育界、政治界各方纷纷呼吁，应将李大钊案移交法庭办理。

彼时，在奉系军阀内部，对李大钊案的处置也是意见纷纷。

此时的军阀张作霖面临巨大压力，举棋不定。

他给军阀张宗昌、孙传芳及前方各路将领拍了电报，说“在使馆界内捕获著名共产党员首领李大钊”，“倘有意见，可即电告”。

张宗昌、孙传芳等6名军阀给张作霖的回电中，只有一人“电请量情法办”，其余5人均主张“严办”，山西军阀阎锡山没有回电。

半个月后，4月23日，李大钊案最终被交由军事法庭会审，依据是《陆军审判条例》第一条及《修正陆军刑事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李大钊等人虽非陆军军人，但属“勾结外国人或附从阴谋意图紊乱国宪及煽惑内乱者”。

此时，张作霖对如何处置李大钊等人仍在犹豫中。4月28日出版的《世界日报》称，“再经三次预审后，即可正式开审，其为期当在下星期一二两日”。不料，形势突变，4月28日上午10点，特别法庭在京师警察厅突然开庭，草草审理了70分钟，便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刑，立即执行。

一封秘密电报

张作霖为何突然下决心，处死李大钊等20人？流行的说法是，来自前方将领的一封电报影响了张作霖。

1927年4月29日出版的《世界日报》报道称：“军法会审各委员……最先只将证据较为充分之李大钊、张伯华二人判死刑，其余则未加可否，惟因某将领前晚来一急电谓前方既宣明讨赤，后方捕获赤党要犯，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张作霖乃命各审判官重为审讯，遂决定将李大钊等二十名处以绞死罪，即于前晚呈送安国军总司令判阅。”

同日出版的《晨报》也发表文章《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称：“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二十名已被绞决矣。”文章提到一个细节：“前晚得前方某重要将领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这个“南方某要人”究竟是谁？

1927年4月30日的《民国日报》报道了此事，称：“据云前晚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报道在此处特别加了个“记者按”——“此讯甚确，二十九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惟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

李大钊从容就义

同年4月28日开庭当天中午，警厅调集刑车五辆，将李大钊等装入车内，下午二时由警厅出发，直赴司法部后面的地方厅看守所刑场。

李大钊等20人被拥入看守所后，即由执行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台。看守所中有两架绞刑台，同时执行二人死刑。“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先生”、“李神色未变，从容就义”。（《民国日报》，1927年5月12日）

1919年，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的黎元洪下令禁止用砍头法执行死刑，国民政府遂从英国进口一架绞刑机，开始改用西式绞刑代替砍头。绞死李大钊的绞刑机，是否是1919年从英国进口那架，已无从查考。从当时的报道看，坐落在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刑场摆设有两架绞刑机，李大钊是第一个被执行绞刑的人，用时较长。《国民日报》的报道说受刑时“每人约费时十八分始绝命”，《北洋画报》的报道说李大钊受刑时“二十分钟始绝”。据当年也被抓进监狱的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说：“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罪魁祸首’，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刑二十分钟，而对他施刑长达四十分钟之久。”

7卡车文件找“理由”

此后，张作霖将从苏联使馆获取的7卡车文件档案，找人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主要包括“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其中，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等。

张作霖据此“取得”了杀害李大钊的理由：一、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二、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三、李和冯玉祥国民军存在秘密关系；四、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了“颠覆政府”活动。

北京市档案馆藏有李大钊1927年4月被捕后的口供笔录材料二件，其中载有李大钊所言：“我的目的在建设良好政府、恢复国权、定出新经济政策，用国家的力量发展财力，使国民贫富阶级不至悬殊”、“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最主要的是希望民族在世界上得一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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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简介

李大钊（1889年～1927年），生于1889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他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