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国人十分注重启蒙教育，从古至今也涌现出了各种蒙学读本。中国古代蒙学，即童子启蒙之学，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历数千年切磋琢磨，于道德、文化诸方面，形成了系统而有效的基础教育模式。 朱玉婷/文

私学的大兴促进蒙学发展

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由于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及士阶层的壮大，私学的大兴，扩大了教育对象，使得更多的人掌握了原来为贵族所垄断的文化与道德等方面的知识，为更多的家庭实施学前教育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儿童的学前教育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所谓蒙学，即是对我国传统的幼儿启蒙教育的一个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广义的蒙学，泛指古代启蒙教育；而狭义的蒙学，则专指启蒙教材，即童蒙读本。

古代，儿童“开蒙”，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岁左右，现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四岁恰好是儿童学习汉字的最佳年龄段。蒙学阶段主要采用的教材就是所谓的“三百千千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等，同时，在蒙学阶段也会让儿童接触“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经典书目，为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蒙学教育通常采用个别教育的手段施教，注重背诵与练习。

最早识字课本成书春秋战国

随着蒙学的发展，蒙学读物也日渐增多。

就目前来看，见于著录最早的一部字书，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原书四字一句，编成韵语，是教学童识字的课本，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汉书·艺文志》注谓“周宣王太史作”。《说文解字·叙》也以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作。

秦汉以后，蒙学读物逐渐增多，如秦代李斯编写的《仓颉篇》、赵高编写的《爰历篇》、胡毋敬编写的《博学篇》等都是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蒙学课本，西汉时闾里书师将上述三篇合为《仓颉篇》，作为儿童的识字教材。汉代出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蒙学课本有史游编写的《急就篇》、扬雄编写的《训纂篇》和蔡邕编写的《劝学篇》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蒙学课本有周兴嗣的《千字文》、马仁寿的《开蒙要训》、王羲之的《小学篇》、顾恺之的《启蒙记》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

唐代蒙学读物繁荣前所未有

唐代蒙学读物的编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其种类和体裁日益丰富，并出现了专门的蒙学历史读本，如《兔园策》、《蒙求》等。此后各代，基本上都是在沿袭唐代模式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

古代的蒙学历史读物，从其编写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典故类的蒙学历史读物，主要通过介绍历史典故或讲述历史故事，对儿童进行历史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如唐代李瀚的《蒙求》、虞世南的《兔园策》、李若立的《藏金》等；史类蒙学历史读物。这类读物，其编著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童更好地学习、了解历史；综合类蒙学历史读物。这类读物集识字训练、道德训诫和各种知识教育为一体，涵盖较广，成为我国古代蒙学教育中最为流行的蒙学课本。

宋元时期蒙学教学更为详细

宋元私学类型基本相似，这一时期所开设的蒙学课程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童蒙训》、《训蒙诗》等。

所不同的是，元代蒙学还制定了较为详细的教学计划，具有代表性的是元初程端礼所制定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这个“读书日程”可以说是元明清三朝学校教育最典型的“教学计划”，影响及于三代，迄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元代私人讲学内容多数不出程氏所列的课程。

明清私学大体沿用宋元私学计划，蒙学是私学的初级阶段，以识字为主，多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蒙求》、《神童诗》、《小儿语》、《续小儿语》、《弟子规》、《龙文鞭影》等为识字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