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合肥的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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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合肥的精神史
叶匡政
 

我写下“合肥”两个字时,才意识到我和这个城市关系的复杂。对于我,它像一个缠得太紧的线团,要找到一个清晰的线头解开它,确实非常难。我离开合肥时,32岁。那些年,我骑车走过大街小巷,没有一处景色我不熟悉。如今回去,却发现它在一点点变得陌生。那些生活在合肥的朋友,会把变化欣喜地指给我看。我当然想故乡变好,但又分明感到一种不安。这个城市中,我熟悉的印迹越来越少,它还是我的故乡吗?那些消失的景观,是我生活和精神的一部分,它们的消失,是不是意味着一个人被慢慢逐出了故乡?只有在那些熟悉的地方,我才觉得,故乡还是我的。

我曾认为,合肥是我一个人的。这句话看来有点狂妄。我用了6年时间,写作一个城市,为这个城市写过几百首诗。我不知道,有哪个诗人这么做过,但我确实这么做了。从1993年开始,直到1999年我从中挑出一部分诗,结集出版了《城市书》,这一行为才算结束。当年我没有想到把诗集称作《合肥书》,但它确实又是关于这个城市的。那些年,我常对朋友说,我走在合肥街头,已很难发现有什么是我没写过的。这话有些夸张,但说明我对故乡已烂熟于胸。大多在我记忆中有痕迹的地方,我都在心中清理过它们。那6年,合肥就像摆在我书桌上的一个模型,每天我都要研究一下自己和这座城市隐秘的关系。

如今翻开诗集,我能清楚地记得,每首诗说的地方。有一些在诗题中就有了,比如银河菜场、第二粮食仓库、工厂区、益民街、工业展览馆、大通路、环城公园、合钢厂区、砂轮厂、铜陵路废品收购站、东门公交公司停车场,有一些虽没有标明地点,但我知道它们说的是何处。那时候,我的愿望很单纯,既然合肥在我的生命中贴上了这些标签,那么我要通过感受这些标签,来发现我和世界的关系。我慎重地记下了我对这个城市并不连贯的记忆,它既是我的自传,又像是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史。

我最初把这个城市写进诗里,是想认清自己的面目,我只是在回味自己。但在我重新拆解这个叫做故乡的地方时,我不自觉地踏上了一条漫无尽头的内心旅途。我每天像在高烧中,清醒时便匆匆地记下自己在旅途中的感受。这是我自己的精神地理学,独一无二,透着幸福和孤独的幽深。我在清理与这个城市的关系时,才真正触摸到时间这种物质。和我有关的一切在消逝,而诗歌成了通向它们的桥梁。或许我们感受到的永恒,就是看清自己在地上受难的境遇,我那时确实这么想。所以我着迷自己的行动,哪怕只是在脑子里、在纸上,没有过丝毫的厌烦。

最让我惊讶和迷恋的,是我童年和少年时生活过的工厂区。它在合肥东区。母亲在一个水泥制品厂做医生,3岁起我便住在那里,到16岁搬离。在庞大的宿舍区周边,有无数工厂,出门就是搪瓷厂、粮食二库,不远处是面粉厂、软木厂、砂轮厂、针织厂、塑料厂,再远是水泥厂、纺织厂、矿机厂。我的整个童年,都漫游在这些灰色而巨大的厂房之间。那些搪瓷、塑料和软木的废弃品,是我们的玩具。那些高耸的粮食堆、原料堆,是我们的儿童乐园。记忆最深的是,在水泥厂和搪瓷厂宿舍区之间,有一片面积很大的垃圾堆,有各种工厂废料,也有生活垃圾。那里却成了我们童年时的广场。放学了,我们在这里烧火玩;春天了,会在这里放风筝。记得那是周边唯一能自由奔跑的空地。

我住在一幢三层红砖楼里,那种开敞式走廊,把每家连在一起。我家在二楼最东头,东边的窗外,是我上小学的操场,窗子正对着一棵浑圆的大树。那幢楼里,除我父母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工人家庭。邻里关系还是那种乡间的淳朴,大家生活虽清苦,但处处透着生活的欢喜。吃饭时站在走廊上,除了能听见各家厨房的煎炒之声,还有就是父母大声呼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谁家做了稀奇的好菜,或是包了饺子、蒸了包子,总会给邻居送上一点。谁家来了客人,邻居的阿姨、叔叔也会来问候、闲聊一番,了解一下外间的世界。谁家的父母有急事,邻居自然会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人世的一切好,似乎在这寻常的嘘寒问暖间都有体现。可以说,我对合肥人的了解,全部来自这些年的记忆,他们慷慨活泼、知情知义。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宿舍区南边的公交公司,每到晚上,马路边就停满了各种公交车。那些公交车像奔波一天的浪子,到夜晚精疲力竭了,迷茫地停在路边发呆。色彩斑驳的车身,似乎残存着白日的热情,月光被车窗倒映着,碎了满地。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这是晚上最适合玩耍的地方。早有大孩子弄开了一些车门,躲猫猫、闲坐聊天、扮演司机和售票员。这些都是我们百玩不厌的游戏。直到看车的大爷捉我们,大家才一哄而散。大爷只是假意地大声嗔怪几句,并不真的追来惩罚我们。因有了这个经历,直到今天在路上看到公交车,还觉得它们是有灵性的动物,只是它们的喜怒哀乐,常人无法察觉而已。

16岁时,我们家搬到了市中心,我的窗子正对当时这个城市最高的建筑物大钟楼。当时让我骄傲的是,这幢楼是在我父亲的指挥下建造的。所以楼一盖完,父亲就带我们登上钟楼的最顶端,看整个合肥市。我每天能听到它的钟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生活在城市之中。当时我们住的房子一梯两户,家中有电话,但我却感觉到了与合肥的一种隔膜。我看不到别人的生活,童年的玩伴也联系得越来越少了。我才发觉,我的精神一直停留在工厂区的那片土地上,从来没有离开过,能将我唤醒的是那些瓦砾和钢铁,是那些蒸气和机床的轰鸣,是那些长着坚硬而粗糙的老茧的大手,是那种单纯而快乐的激情。

从那时起,我才发现合肥还有另外一个面貌,我甚至无法对这个新发现的城市,提出任何问题。它有美丽的环城公园,它有安静的居住小区,它有大商场和大饭店,过去我住在工厂区时,从来没认为这些事物与我有关。然而,它们却在我的生活中降临了。对这另一个合肥,我最初是迷惑的。我想,我过去的生活在这里的人看来,一定是粗俗而平庸的,连讲话的口音,与城内人都有细微的差别。原来我过去都生活在合肥边缘地带,在城市中的漫游,才刚刚开始。

这一个新的合肥,让我学会了自我审视,也使我一次次卷入到自己的内心生活中。我常会陷入回忆,有一种对过去时光的饥渴感。我走在洁净的街道上,走在清爽的公园中,心中想的却是机床和厂房那冰冷的轮廓,像有千万粒废屑在胸中撞击。我知道,我习惯的是那片土地,是那种有些酸楚的体验。我像一个走在他们中间的陌生人,我不知道还有谁像我这样生活在这个城市中。我学会了用诗歌来清理自己,这是我给自己的任务,我要让自己在这座城市中不迷路。

当我准备出版诗集《城市书》时,遇到了诗人梁小斌。我发现他在这个城市过着同样的内心生活。只不过他在用随笔,清理与这个城市的关系。我们大多数记忆都来自合肥,所以不愿从这种生活中退却。很多时候,合肥对于我们就是整个宇宙,我们那么多年的生命或感受,与这里息息相关。我们又怎能对之视而不见呢?后来梁小斌在这本诗集的序中写道:“诗人,归根结底必须在得到哺育的环境中成长,所谓城市的空洞、虚无、喧嚣和孤独感都是不利于诗人成长的恶劣环境,这实在是习惯思维里的俗见,我看见匡政在其间却净化了自己。”梁小斌认为,我们精神真正的源头不是用舌头和肉眼来识别的,需要长年累月在生活之地的心灵游历。我们曾有过一个共同的游历之地,那就是合肥。

这些年,在北京聊起各自生活,竟发现我们还在同一个地方生活过,那就是合肥工业大学的校园。我3岁前住在这里,那时母亲是这个大学工宣队的医生。梁小斌30岁前,也一直生活在这个校园中。可能是因为我们对合肥有过太多的体验和思考,反而觉得有了离开的必要。也许只有这样,故乡才不会成为我们记忆中一个乏味的王国。于是,我们又前后离开了合肥。前几天见到梁小斌,我还和他谈起我对合肥最初的记忆。那是在合工大的一个山坡上,阳光照着遍地金黄的落叶,我穿一件碎花棉袄,在捡拾柴禾。我母亲后来说,我那时迷恋捡柴禾。那些柴禾直到搬家也没用完,有一大筐还搬到了工厂区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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