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家杨朔曾经说过：“散文常常能从生活的激流中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片断，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温跃渊这本散文集所记述的那些人那些事，他的所思所感，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侧影。

《故土难舍》一辑，把我带进了那光滑滑的小街石板路，蜿蜒而清澈的小河，以及那烟雨苍茫的“兴隆桥”。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所不同的是，他的童年要比我苦难得多。他10岁失怙，饥寒交迫，备尝生活的艰辛和无助的痛楚。但是，他从不向命运低头，而是自强不息，愈挫愈坚。你看，昏黄的豆油灯下，一位少年蜷缩在稻草铺上，饥肠辘辘，天寒彻骨，他用冻僵的手指翻阅一页页书卷，彻夜苦读。这就是跃渊。（《夜深的时候》）他把这种勤学苦练的精神带到入城学徒，带到青年和壮年，直至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岁，依然如故，从而，成就了著作盈尺的安徽文坛一位知名的作家。

《文坛扫描》和《履痕处处》中所描摹的多姿多彩的百态人生，《合肥记忆》中所留下的那些如诗如画的合肥册页，《欧亚风情》中所摄下的色彩斑斓的异域风情，无不留下时代的印记，读来都饶有风趣。

这本散文集中很多篇章体现了跃渊的一贯特色，那就是不加雕饰的自然叙述，如山中的流泉汩汩涌出，顺流而泻。写人，则随手牵出，同行同止，音容笑貌，宛若眼前。但那又不是事无巨细，无所取舍，而是攫取最能表现人物风貌、突兀人物神韵的去处，用力着墨，读来既无距离感，而又摄人心魄（如《李震叔叔》、《周志友的多面人生》、《你好，何家庆》等）。写事，则没有烦冗的背景交代、意义评说，而是单刀直入，娓娓道来，其氛围、其意韵，完全由当事人的神情举止、事情的跌宕起伏予以表现，把读者的心绪牵入其中（如《那一年，那一夜》、《一台打字机》等）。我想借用李白的诗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来说明跃渊的这一特色，也许并不为过。

记得鲁迅有一篇文章《一件小事》，写的是一位车夫不小心撞倒一位过路的贫妇，他不顾鲁迅的劝阻，自觉地拉着贫妇到警察局去“投案自首”。鲁迅从中看到车夫的高大，并榨出自己“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就写作手法而言，这是透过细节、以小见大。跃渊的散文集里也有很多这样的细节，起到异曲同工之妙。比如《三妹》。作者的三妹在那生活艰难的岁月里，靠卖冰棒维持生计。一天她走进作者的车间兜售，他很大方地每人赠送一支，大快朵颐，甚至还要追上去再要。却看到三妹咕嘟咕嘟地饮着自来水，一根冰棒也舍不得吃，内心大受感动。这虽是一件小事，但是几十年后，那种珍视生活艰辛磨难的情景依然萦绕脑际，净化着作者的灵魂。那些折射着人物内质的细节，虽不能与英雄壮举媲美，但却具有不一样的感染力。

跃渊的一些散文，是理性概括和感性铺陈的结合，显得有容量、有深度。《风雨芜湖路》可谓一篇代表作。从“灰州大道”、“革命大道”、“文化大道”，直至“园林大道”、“景观大道”，形象地刻画了一条城市道路的演进史，同时，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片”，它又代表了合肥市乃至全中国的发展变化轨迹。一种“大道”就是一个时代的烙印。组成这个时代板块的，有各自特殊的色调、特殊的风情、特殊的文化标志，甚至特殊的政治功能。这些，在文中都得到了具象的、感性的表达，使人在领受了历史的大线条之后，又触摸到了时代的脉动。具有同样意义的，还有《十担米和十个亿》，是写合肥美菱冰箱厂的沧桑之变的，代表了合肥产业的变迁。这类文章具有“信史”的性质，如果写得更集中、更凝练一点，也许力度更大。当然也有另一种“也许”。现在这种写法，处处可见作者的身影，显得生动亲切，不加雕饰。这是跃渊的风格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