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奥运不难，办好亚运不难，办好春运，难！”是流传于网络，又被《人民日报》署名文章引用的一句话。

一定意义上说，这句话描述了客观事实。办好奥运、亚运，之所以不难，是因为可以施行种种限制性措施，通过强行减少在其他环节上的公共服务需求，降低社会运行的复杂程度，换取能集中力量于某一具体事件。反之，办好春运，却绝不能通过限制相当一部分人回家以保证另一部分人顺利回家，而必须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最多人能够回家为原则，必须应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全方位释放，比之于应对前者，不知难过了多少倍。

春运规模相对于日常运量是爆炸性增长，且持续时间不长，不过40天左右，运力足到了能够满足春运规模所需，便意味着绝大部分运力在春运后闲置，且闲置成本必然转嫁在春运成本上，浪费资源不说，甚至会转嫁出“春运票价奴”。

春节对中国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团圆，被撕裂的家庭越多，春运的规模越大。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家庭被撕裂率有中国这般高，复之以人口世界第一，以及特定日子里的团圆传统，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爆炸性增长幅度，和最大的特定时段运输规模。

或者，可以这样假设：如果不是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如此大，哪里会有如此多的人必须远走他乡？如果不是主要以户籍为标准，造成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纵是许许多多人还必须外出打工，也有能力“人生是一粒种，落地就会生根”，又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家庭被撕裂？没有如此多的家庭被撕裂，又怎么可能有春运规模相对于日常运量的如此大幅度的爆炸性增长？春运之难，又怎么可能难到几乎无解的程度？

如此多的人，借助春节假期才一年或几年一度回得了一次家，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却如此之难，何止是一个单纯的运量问题。

刚刚发生的一件事，年轻母亲李春凤在浙江打工5年，因为半夜梦见6岁儿子全身是血，与老鼠争食，又为了多少能节约些费用，竟装扮成男人，独自骑着摩托车，耗时6昼夜，长驱2000多公里，从浙江回渝。多么伟大却又辛酸的母爱啊，令人感动之余，还告诉我们，在春运难后，蜷曲着多少家庭被撕裂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