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启事

1932年2月20、21日两天，上海发行量最大的三家报纸——《申报》、《时事新报》、《时报》，连续在显著的位置用醒目的标题，刊登了一则启事，内容蹊跷而诡异，宣称伍豪等243人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刊登启事者为张冲，国民党最大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干事。这则启事，实为离间之计。

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在显著的位置，刊出了一条醒目的《寻人启事》。被寻者名叫“伍豪”，启事要求他于一个月之后，在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与寻人者黄毅见面，原因是：家有要事相商。

这则“寻找伍豪”的启事，看起来似曾相识，估计来者不善。可以推断，这一则启事，是出自国民党特务之手。因为早在4年前，负责“反共剿共”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为了达到把共产党赶尽杀绝的目的，就曾经在同样的报纸同样的位置，使用相同的手段，炮制过一则所谓的“伍豪启事”。

1932年2月20日和21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时报》等多家报纸，连续2天，在显著的位置，用醒目的标题，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启事以伍豪的名义，宣称伍豪等243人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启事一经刊出，立刻引起不小的震动。

就在第一份启事见报不久，中共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在江西瑞金，针对伍豪脱党的谣言发布了一个布告。

谁是伍豪

那么，伍豪是谁呢？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介绍:1919年，周恩来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成立了觉悟社，“伍豪”是他的化名。

国民党特务，为什么要利用伍豪造谣中伤呢？原来，1931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据点。国民党特务大喜过望，正当他们准备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然后邀功请赏之时，谁料，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电报，并连夜递出了情报。周恩来采取了紧急措施，果断地全部转移，于是顾顺章就完全扑空了。

故伎重演

国民党特务失败后，很不甘心，他们又策划出一离间计，用周恩来别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一些报纸上刊登了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

那么，4年之后，在同样的报纸，同样的位置，以相同的口气，刊登出“寻找伍豪”的启事，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又是国民党特务的杰作。恰如中共领导人所料，这则“寻人启事”，正是出自国民党特务之手。其策划人即是启事落款人黄毅，真名叫张冲，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

其实，4年前，刊登“伍豪启事”的国民党特务，正是此人。当年，张冲带领国民党特务前来抓捕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使中共中央险遭灭顶之灾。搜捕失败后，张冲受命炮制了“伍豪启事”。

但是，今非昔比，4年后，张冲如法炮制的这则寻人启事，却另有玄机。实际上，这则寻人启事，是他奉蒋介石之命，放出的一只探测性气球。

另有玄机

张冲受命放出的这只试探气球，目的是主动议和，所图的是联合抗日的大计。1935年8月1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正式发表，呼吁停止内战，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并首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当天晚上，张冲属下的中统南京香铺营电台收听到了这一宣言，张冲随即将电文抄送蒋介石。

此时，在蒋介石的眼里，被赶到陕北的共产党，已没有力量与他全面抗争。凭着他以往收编地方军阀势力的经验，他认为让共产党归顺到自己旗下的时机已经到了。

但是，几乎被他赶尽杀绝的共产党人，都转移到了地下，这个时候，纵使蒋介石想议和，令他苦恼的是，对手被自己逼得已不知去了何处。因此，他立即指示陈立夫，负责寻找共产党。

寻人启事刊登后，张冲派人在约定时间地点，昼夜守候在这家饭店里。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共产党没有任何消息。

寻找“叔安”

两个月后，香港《生活日报》又刊登出了一则寻人启事，寻找的人由伍豪变成了“叔安”。“叔安”，潘汉年的化名，当时在香港全面主持中共情报工作；刊登启事者黄毅，还是张冲化名。

这一次，张冲是否能如愿，与中国共产党接上头呢？

潘汉年，化名叔安，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4月潘汉年调到中央特科工作，随后又成为中央特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

当天下午，潘汉年悄然来到香港九龙酒店，和张冲见了面。

那么，潘汉年是如何知道张冲的暗号，张冲又如何知道化名“叔安”的潘汉年，在香港等他呢？

1935年，是中国局势发生巨变的一年。日本侵略者继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

1936年初，国民党驻苏联武官邓文仪返回苏联后，就奉蒋介石的命令，找到共产国际，希望面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当时，国共两党反目成仇已近10年，中共代表拒绝了他。

邓文仪自然不甘罢休。后来他找来说客，最终中共代表奉命按照谈判规格，派正在莫斯科参加会议的潘汉年，与邓文仪进行了初次接触。首次接触，双方就在联合抗日的问题上一拍即合。他们约定，择日继续谈判。

但第二天，情况突然发生变化。邓文仪通知潘汉年，他临时接到任务要去欧洲。临行前，邓文仪又突然告诉中共代表，欢迎中共代表前往南京谈判。为保证谈判的安全性和隐秘性，邓文仪建议潘汉年回国时可先到香港。

柳暗花明

1936年8月9日，潘汉年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与张冲会谈的有关情况。两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建议将中共“反蒋抗日”的总方针及时地改为“逼蒋抗日”。

就在国共代表初步会谈，中共开始调整对国民党的方针之际，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应命随驾以备咨询的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也被扣押于西安西京招待所，失去了自由，国共双方也一时失去了联络。

获悉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后，中共中央火速派代表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22日，宋美龄抵达西安，使西安事变的解决，又一次出现了新的转机，南京代表开始了与张学良、周恩来等人的谈判。

12月24日，周恩来面见蒋介石，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十年后，两人第一次见面。谈判中，周恩来表明了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及拥护蒋介石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基本立场，宋美龄也代表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的承诺。

1936年12月25日，周恩来再次见到蒋介石。这次，蒋介石终于同意抗日，也同意不再打共产党。至此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沈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