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已经过去70多年了。几十年来，围绕这一事变，发表了为数甚多的研究文章、回忆录，也出版了不少专著，但也还有一些未解之谜。西安事变不仅是统一战线的一大杰作，更是隐蔽战线的一大杰作。

张学良机要秘书的回忆为何前后不一？

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是个重要人物，他不仅经历了事变的全过程，而且还几乎参与了事变中全部的重要活动。迄今为止，只有他的回忆最为详细，但也最自相矛盾，从而使得西安事变更为扑朔迷离。

刘鼎的第一次回忆是张魁堂根据刘鼎的追记所整理、在《党的文献》上发表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文中说，张学良告诉刘鼎事变决定时已过12点。但他并没有回去发报，而是在张学良处发报。凌晨2点多与保安中共中央电台接通。搜山寻获蒋介石后，张学良又让刘鼎给中共中央发出文寅电。

但刘鼎的第二次回忆又推翻了第一次回忆。他在光明日报社1991年出版的《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内幕纪实》一书中说：“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夜，即12月12日零点，张学良告诉了我要采取的紧急行动的消息，我一分钟也不敢耽误，赶紧向中共中央发报，但此时却停了电，全城也实行了戒严，无奈我即从金家巷步行到南院门电料行敲开门买回了电池，待电池买回时，得悉蒋介石已被捉到了，我即刻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

由于两个回忆的内容南辕北辙，有论者在《西安事变新探》一书中提出了种种质疑。质疑虽然有理，但不宜全盘否定，因为西安事变具有隐蔽战线的所有特征，所以刘鼎不可能实话实说。

究竟是谁发出“首日电”？

对于毛泽东得知西安事变的第一份电报，在现有的公开资料中，最权威的应该是《叶子龙回忆录》中的记载：“1936年12月12日凌晨，我被电台值机员叫醒，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是特急件。电报不长，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的，我看不太懂，但记得其中有‘兵谏’两字。”

除了刘鼎的电报外，张学良的“文寅电”，也是历来被学界作为事变时发往保安的第一份电报来引用的。“文寅电”中的“文”是指日期，也就是12日，“寅”则指时间，也就是早晨的3～5时。电报中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扣留。”

张学良原先预计在12日5点前完成扣蒋任务，电文也是事先拟就的，以便及时拍发，只是没有料到蒋介石会临时脱逃而耽搁时间。如果错过早晨的5点，就只能等到13点才有可能联络保安的中共中央。张学良为抓紧时间，不得不在5点发报。因为他已经确信捉到蒋介石只是时间问题了。

用张学良的文寅电比对叶子龙回忆的电报，可以说二者不是一回事。这样看来，所有认为西安事变保安收到的第一份电报就是张学良12日文寅电的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神秘的地下联络处有何重要作用？

刘鼎成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联络员后，就开始着手购买汽车，建立西安至保安的秘密交通线。随着大批重要干部秘密进入西安和众多秘密电台的相继建立，西安地下党的统一指挥已迫在眉睫。9月，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于是地下联络处随之建立，成为西安地下党的指挥部，也是周恩来到西安后的首选落脚点。

从西安地下党当时已经建立的指挥系统看，发生“兵谏”这样的大事，作为指挥权限与职责，最早向保安通报事变发生的应该是西安指挥台。但这也只是一个推断，最终揭开谜团，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从西安地下党完善的情报系统、优良的通讯设备和大批情报骨干云集西安的情况看，那种认为中共中央在12日白天并不了解事变真相，要到13日才了解事变详情的观点应该是站不住脚的。

事变当天保安究竟有没有开会？

西安事变是一场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甚至世界的各个主要政治中心都忙着开会商讨对策，唯独与事变休戚相关的保安，就目前公布的史料中，无论是《毛泽东年谱》还是《周恩来年谱》，在这样重要的一整天，竟然没有记载任何会议。

但也有资料显示保安当天召开了重要会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大系》说：“中共中央立即在毛泽东住处进行了研究讨论。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后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人提议，给共产国际去电。于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发往莫斯科，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指出这一事件是根据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位一体’达成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请国际从速指示。同时，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给张、杨两将军的文电，对他们进行赞扬。”但该书没有提到周恩来。

另据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记载：“12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还说会议“决定由中革军委将蒋被扣一事通知各军团，令各军团加紧准备，待命行动。”

那么12月12日这天，保安究竟是没有开会，还是开了会至今没有公布相关资料？尚不得而知。

事变当天周恩来究竟在哪里？

陈立夫说事变当天周恩来在西安，暗指这一事变是周恩来直接指挥的。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说：“与中共交涉时，我方代表是我和张冲，中共派代表是周恩来，这项谈判，必须有第三国际的代表参加，那就是潘汉年。”“后来，周、潘二人由我们招待至南京居住，由我直接和他们谈判，使他们更为放心。经多次磋商，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就想回延安复命，我命张冲陪他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学良再唱抗日高调，藉以保存实力。潘则留在京沪续洽，不料事隔几天，西安事变忽起，当时张冲、周恩来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为何？”

台湾《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6年12月10日也有记载：“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冲自南京到西安，准备去陕北（周与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在南京与陈立夫、张冲、张道藩商谈多次，不时往来京陕之间）。”

要证明陈立夫的回忆与《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的错误，唯一的办法就是证明西安事变的当天，周恩来究竟在哪里。

《周恩来年谱》的12月12日没有记载周恩来的具体活动。直到12月13日上午，才记载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并发了言。

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中说，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传到保安的那天晚上，保安举行群众庆祝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会上通过一个决议——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斯诺没有提到周恩来。

共产国际派到红军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不确定地提到了周恩来：“我也参加了这个集会，毛泽东首先在会上讲话。在他之后，就我回忆有朱德和周恩来的讲话。”不过李德已经记不清具体的日期，说集会的时间是“这一天或第二天晚上”。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说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在保安，却又说周恩来于12月13日到了西安。

从现有史料看，既不能证明周恩来就在保安，也不能证明周恩来就在西安。看来，要证明西安事变当天周恩来的活动内容，仅仅依靠电报的署名或个人的回忆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发掘具体的历史记载，才能最终破解这一谜团。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