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尚有很远的距离，可中国大学校长们的烦恼一点儿不比世界名校的校长少。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近日就在《人民日报》撰文抱怨：中国大学校长可能是最累的校长。校园内部的一些治理结构，导致校长整天忙于处理具体事务。如果哪一天校长也可以去打打高尔夫、喝喝茶，学校也就治理好了，因为那就意味着有了明晰的规则。（10月18日《人民日报》）

“最累”之说带着点儿撒娇的意味，但他们确实是世界上最累的校长。

中国的大学校长们累在哪里呢？累在他们实际上不是当大学的校长，而是把校长当官员了，像当官一样在当大学校长。他们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权力，校长就是学校的“一把手”，从基建到人事，从学术到后勤，再到引进人才，什么事都抓，大事小事都要校长签字，还要迎接各种劳民伤财的评估，当然很累了。权力不是白享的，你手中掌握着多大的权力，就要承担与权力相对应的事务和责任，所有权力都揽在手上，自然累不堪言。

世界名校的校长没什么权力，他们平常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四处筹钱，向杰出校友和富豪的基金会们筹钱。因为国外大学不像我们这样都是政府办，有政府掏钱堵各种窟窿。他们多数是私人办的，最缺的就是钱，校长干的就是这个苦差使，筹款越多的校长是越好的校长。其他事情都不必校长去干，学术上的事有教授会，花钱的事有校董会。筹钱有暇，当然可以悠闲地去打打高尔夫、喝喝茶。

这不是累不累的差别，而是管理制度的差距。一个好的制度能解放管理者，本身能创造出生产力，让管理者将精力用在最需要他的地方。而一个坏的、差的制度，对人则是一种奴役，虽然很累很累，但都耗费在一些本不该由其负责的事务上，把人累趴了也累不出成果。中国校长们，就是典型如此，比国外校长累十倍百倍，创造出的效率却不足人家的十分之一。

对于这一点，清华校长当然心知肚明，所以他说：如果哪一天校长也可以去打打高尔夫、喝喝茶，学校也就治理好了，因为那就意味着有了明晰的规则——这个明晰的规则就是清晰的大学治理制度，就是大学的去行政化。不能把校长当官当，不能什么权力都揽在手中。改革大学制度，让出本不该由校长掌握的那些权力，学术上的事交给教授们，招生、花钱等等麻烦的事都由制度决定，那不清闲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