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身份证丢失引发的“乌龙案”比比皆是，或者是被警方错误抓捕，或者是催款单缠身。据推算，全国每年丢失身份证的约有100万人次以上。（9月25日《检察日报》）

身份证实际上是一种“权利证”，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便利公民进行社会活动”。但现实中，身份证丢失却屡屡给人们带来种种不安，不得不提心吊胆地“捂紧身份证”。这显然与立法目的格格不入。

何以至此？不能不说，目前我国身份证以及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本身的不够健全完善，应是主要原因之一。以《居民身份证法》为例，虽然该法规定，不得“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但对于“遗失或被盗的身份证是否自动失效”，“管理部门采用遗失或被盗的失效身份证，应负什么责任”等具体关键的问题，却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当然，在《居民身份证法》之外，去年2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侵犯个人信息罪”——“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就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其中设定的犯罪主体范围较窄，对于如何举证也缺少相关规定——如果沿用一般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显然不利于对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有效追究。也正是这种背景下，尽管侵犯个人信息的事很多，“侵犯个人信息罪”也已正式颁行一年多，但在司法实践中，相关案例却极为罕见。

总之，身份证沦为“身份症”，既是社会之症，更是法律之症。在事前规制、事后惩戒两个方面，均需强化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法律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