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晋商是个不断被言说的话题，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危机阴影未散的今天，西方媒体不惜专题探讨它曾经的辉煌成因，而中国的学人作家，更愿意将之概括为制度创新与忠义的资本。

北大教授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意在对16世纪到19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做一打通了的描述与论说，试图为中国19世纪的衰败以及西方世界的崛起作出自己的结论。其中亦对晋商为何没有成为资本家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问：有战争就有国债，才有之后的一系列金融体系。这种金融的逻辑并不被国内主流知识界认可，你也应该能感受到吧？

韩：我们在许多方面存在一些形而上学的认识，也有很多的一厢情愿。比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海禁”解释为文化封闭的原因。其实早在四十年代与郭沫若齐名的历史学家陶希圣，就系统指出因为中国是银、铜很缺乏的国家，海禁主要是为防止银、铜流失海外，防止国内货币短缺造成流动性缺乏。而回到现代金融体系的形成，主流知识界总愿意回避它是“危机”的产物。

问：看你这本书发现，晋商的发展其实很被白银所伤。甚至整个中国的命运转折，都被白银所伤。你有个观点：隆庆元年（1567年），明帝国开放“银禁”与“海禁”，通俗地说，这等于把帝国“央行”从北京搬到了拉美矿山。在你看来，此举甚至是中国结束辉煌的十六世纪的转折点。

韩：那当然是。黄仁宇与日本学者滨下武志都是当今世界研究中国明清史，特别是经济史的权威。他们都分析得很清楚。滨下武志指出：中国是银缺乏的国家，却选择了白银做货币，竟然还持续了500多年，很荒谬。明清两朝败亡的教训很多，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国家发行信用（宝钞纸币）的努力失败之后，反而将货币出路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从此彻底丧失国家货币主权。

问：货币主权意味什么呢？

韩：所谓主权货币，就是指国家发行的信用，它以国家税收为基础，以国家法律为保障，主权货币既然是以国民税收来清偿和保证的，故只要建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结构，得以支撑起清楚合理的税收制度，国家就有发行信用货币的保障。

用银做货币，银又要海外进口。等于说货币主权在外头。最主要的问题是银的产量会影响中国经济。过去搞世界史的人研究发现，从1630年开始美洲白银的出口量减低了一半，但却没人研究这种锐减对于中国，特别是对于1644年明朝的瓦解造成何种影响。

同样的，1832年英国尝试金本位后，首先导致各种成色的白银都涌到中国。又因为中国纹银（也就是质地最好的银）被投机到印度去套利，劣制的银跟着进来，两者加攻，中国的货币体制在1840年之后逐步被攻垮了。

问：晋商的起落兴衰不幸处在这些阶段当中，是否可以这么认为，不论它如何制度创新，大的局面无力回天？

韩：实际上晋商的衰落首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交通方面。即首先是跟西伯利亚铁路修到了哈尔滨，原有的恰克图商道被废弃有关。晋商没有发行国家货币的权力，票号不过就是伴随长途贸易而兴起的一个汇兑机构而已，它更没有发行国债的权力。这跟欧洲意义上有货币发行权、国债发行权的银行完全是两回事，把晋商票号说成现代金融业，纯属夸大其词。

问：最先进的最后反而最落后，颇有风水轮流转之感啊。

韩：最先进变成最落后，根源并不在市场、生产和贸易，金融的落后显而易见。还有政治制度。

中国的问题是，唐朝以前，中国基层事务采取的是行政基层承包制，一个县官下面几百个吏，事务都交他们。吏不拿国家工资，就自己找钱。所以就变成“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吏中饱私囊，地方势力大得很。一盘散沙、腐败，就是这么造成的。           据《北京晚报》

晋商被白银所伤

货币权成晋商软肋

交通断了晋商资本路

最终败落根在政治制度